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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老于洪山闭关三年后，即应河南省名德净严法师之聘，至开封河南佛学院任教，并利用假期之便，朝礼九华、普陀二大名山以广见闻。民国二十五年，受慈舟老人之命，代理福州法海寺法界学苑教务；翌年该学苑迁往北平净莲寺，复助慈老讲华严经，并提倡‘持戒念佛，解行并重’，一时声誉远播，四众景仰。二十七年长老三十九岁，任河北省上方山兜率寺住持，举行结夏安居，为众讲戒；四十一岁任北平宏慈佛学院（二十年前，因往印度朝圣寂于加尔各答的续明法师，即出身于宏慈佛学院）及八敬学院主讲，同时又兼广化寺佛教学院教授。从此直到离开大陆前夕，长老曾六次连任戒坛教授，每次必讲沙弥律仪，及比丘、菩萨戒本，俾使受戒者，由受戒而学戒；由学戒而持戒；由持戒而弘戒。戒坛中提倡讲戒，实从长老始，因以往传戒师多‘说’而不‘讲’故也。除此之外，又曾任察哈尔佛教会理事长，于朝五台山时，应广济茅蓬寿冶和尚请讲比丘戒，于天津居士林讲圆觉经，于大悲院讲地藏经，于长春般若寺讲金刚经，并于三十七年冬，重游普陀山时，于百子堂讲普门品，及代理上海静安寺佛学院院务等。 民国三十八年，长老五十岁。是年三月，上海已进入备战状况，北方陷入中共地区的难民，潮水般的涌向京沪一带，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眼看一片大好锦绣河山，即将变成火海！长老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只好结束大江南北弘法利生事业，而随白老来到台湾，展开另一将近四十年的弘法活动，显得更积极、更勇猛、更忙碌；忙碌的几乎到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地步。先是在台北十普寺讲八大人觉经，接著到新竹灵隐寺协助慈（航）老办学。是年九月到十二月之间，又分别应中坜圆光寺及基隆宝明寺之请，讲金刚经与主持佛七。一个半百老人避难初抵宝岛，即如此匆匆的到处奔波弘法，真可说当时长老中的健者！实际上他老却是个体弱多病的人，不然也就不会在三十九年初即大病了一场，几乎不治。可是，病得虽是那么严重，出了医院在宝明寺调养期间，仍计划著，如何创建海会寺弘扬净土法门；如何将中国佛教的优点发扬光大，使深受日本佛教不良影响的台省教胞，在观念上能有所改变。因为他初到台湾就有这种想法和看法。所以在民国五十年，海会寺传授三坛大戒，他以得戒和尚的立场，才慨乎其言的把他的看法很详细的说出。他说：‘台湾的佛教，受了日本统治的影响，有住庙为住持而仍结婚生子，并自以为是出家人者，此是末法时代的衰弱现象！不过，日本佛徒之如此者，可以原谅；台湾僧人之如彼者，则殊为痛心！我们知道：日本僧人娶妻，始于亲鸾上人，因为日皇御妹，逼婚亲鸾，如若不从，整个日本佛教都将遭大劫，所以亲鸾上人权衡轻重，牺牲自己。但于结婚之后，即退出寺院，另组居士佛教的日莲宗以专宏净土，复因得皇族拥助，此宗大展，今之东本愿寺、西本愿寺，便是其支派。日本寺庙，总数约五万，东、西本愿两寺即约占三万，其势力之盛，于此可见！距今六、七十年前，日本‘明治维新’，鉴于人口之不足，便通令青、壮年僧人，一律娶妻，老年僧人则仍保持其净戒。但后来老的日益衰谢，代起之者，均为有妻有子的和尚了，但这都是由于恶王的逼迫所致。台湾的和尚，未受政治的压迫，何以也要学日本和尚娶妻生子？’接著又说：‘民国三十八年以前，台湾的出家人，在社会的地位日渐衰落，人民对佛教的信仰也日益下降，故只有还俗的没有出家的。自三十八年以后，由于大陆来台的大德们，提倡传戒，到目前为止共传十一次，道源本人即参加了八次，所以风气已经好转。....将来本省佛教之兴，全赖出家众，尤其男出家众；因为女众往往化度不如男众，男众是社会中坚之故。然而既然出家受戒，便得持戒清净，不可再去半僧半俗，食肉娶妻了！否则自己破了戒，佛教也无法振兴起来！’ 道老这种为法为人的精神，以世俗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佛法说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在大陆时期他老求法弘法的经过，已略如上述，其在台湾将近四十年的弘法过程，大约计算一下，所讲经、律、论，大小部头即有二十八种之多，其中包括：法华经、楞严经、大涅槃经、圆觉经、仁王护国经、净土三经、贤首五教仪、大乘起信论、往生论、以及律典各种戒本等；一种且有讲数次或十数次者。他如：主持佛七，参加传戒，办佛学院等，无一不尽力而为，亦无一不讲不说。记得民国五十三年三月，我随侍印顺导师环岛游化，路经屏东东山寺时，道老正在那里上课。他以院长身份，请导师为学生开示，并要我也请几句。不料这一讲，即与东山佛学院结下了当一年教师，任六年院长之缘，说来这还真要感谢道老！ 由于道老讲经时口齿清晰，辩才无碍，引喻说譬，生动精彩，常使听众笑不可仰，或泪流满面。然道老高居法座之上，却如如不动，照讲不误，绝不因为听众之哭笑有所改变，其定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他讲经时，不管场所大小，一定是座无虚席；有时坐在地上的听众，比坐在椅子上的听众还要多。因此，我觉得：道老实不愧是目前中国佛教界长老中‘说法第一’的长老！ 从民国四十一年，台南白河大仙寺第一次传三坛大戒时起，台湾每年都有一次传四众戒的大会（民国四十四年有两次：一是台北十普寺，一是基隆月眉山），除白老外，担任戒坛三师和尚次数最多的就是道老。计有：七次任得戒，三次任羯摩，十二次任教授，一次任尊证；传在家菩萨戒被聘为得戒则多达二十次。道老也曾当选过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于理事长任内不仅曾率团出席在印度召开的第七届世界佛教徒友谊大会，第一届世界华僧大会，也是由他和白老共同主持其事。除此之外，他有十次以上出国或游化纪录，足迹遍及美、加、日、韩、印、泰、星马等国，而香港更是他老经常前往弘法之地，法缘之胜，少有人及。道老七十六岁那年，自己创办能仁佛学院，为了培育僧材，除了每日亲自上课外，并请戒德、显明等法师讲学，我则被聘为挂名‘教务主任’，且讲‘唯识三十颂’及‘广五蕴论’等。忆及此事，仍感到他老人家办学的苦心十分可佩！当时海会寺的设备及其他条件，并不能办学，住处不够，几个男众睡在骨灰塔下；经济不足，每日喝冬瓜汤！我那时住在台北市木栅栖霞山庄，每周到八堵上课，有时需转两次车，坐车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还多，为了节省时间，就干脆乘计程车。当道老知道了这件事，就说：‘真华法师！我可是个穷办学的啊，来回坐公车的车马费，我勉强供养得起，坐计程车来上课，我可没办法供养哟’！其实，我压根儿就没准备要他老供养，他老却一定叫仁光一次送我两百元的钟点费（车马费在内，一节课一百元），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的收下。不过，每一个月拿到仁光交给我的台币八百元后，待适当的机会我总是以供养老法师为理由退回。所以三年来我不仅是挂名教务主任，也是义务老师。我所以这样做，在公的方面是，他是为佛教培育人才；私的方面说，他是我们河南省唯一在台湾的长老。因为这种关系，民国四十三年我在基隆暖暖山上住茅蓬，即常去海会寺去亲近他，听他开示。那时默如老法师也住在我茅蓬旁边的金山院。一天我陪默老去看道老，中饭的菜肴很丰富。饭后默老问他：‘你平时吃的菜，也跟今天差不多吧？’道老说：‘今天的菜是专为老同学（按：道老与默如是虞山兴福寺同学）来才准备的，平时半个月我也难得吃一块豆腐！’我则插嘴说：‘老法师的戒子满台湾，皈依徒弟也很多，随便供养一点也够你的生活费用了，何必这样刻苦呢？’他说：‘人家供养是求福的，应该用在建寺、印经、救济苦恼众生方面，怎可以用在自己享受方面去。’默老听了眯著眼晴对道老微笑，我也无话可说了！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