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法师对“大乘教团起源”之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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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法师对“大乘教团起源”之考辨 清德 前言 “大乘是佛说”在中国与日本等大乘教区,本是不成问题的;但近代由于与南传佛教的接触,“大乘非佛说”又一度兴起。学者们的论究,都著重于大乘佛教思想的渊源,即主要是从大众部发展出来;但日本学者平川彰不以为然。平川彰在《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中,对“大乘数团”的兴起,根据三种立论(一、佛塔非僧伽所有:二、部派间不能交往共住,大乘者也就不能与部派佛教者共住;三、初期大乘以“十善”为菩萨戒,十善只属在家戒等。)推想大乘与出家的部派佛教无关,就此而更进一步推定:大乘数团起源于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团。 对此,印顺法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序中肯定的说:“大乘佛法的渊源,大乘初期的开展情形,大乘是否佛说,在佛教发展史、思想史上,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根本而又重要的大问题” 。但对平川彰的“大乘教团起源”重视在家意义的解说,提出看法认为:在家众在大乘佛教的地位是毫无可疑的,但若真如平川彰所论证的,则初期的大乘数团,倒与现代日本式的佛教教团相近;这可能是平川彰的意识来源,此说法也会受到日本佛教界的欢迎。但平川彰所持的(与戒律、教团有关的)三种立论之正确性有待商榷,而在书中一一加以探讨。 一、初期大乘经的由来、传出与宏传者 欲探“大乘数团的起源”,须先知初期大乘经的由来、传出与宏传者。因数团源于教理思想,而教理思想的开展,是先由经典的宏传。对此印公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第十五章中有详细的说明。 (一)初期大乘经的由来。印公依各类大乘经中的叙述,归类初期大乘的由来三五:一、梦中得;二、诸天所传授;三、从他方佛闻;四、从三昧中见闻佛法;五、因念力、陀罗尼力而自现前。此中,第一属梦境,只有少数的一、二颂。第二属幻境。第三、四、五属定境,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类;此类在非宗教者看来犹如幻觉,但在宗教领域是有相当的内容,与伪造不同。像这样经修持而呈现出自心,表现于文句而传出的大乘经,初期大乘者确信为“是佛所说”;但受到部份传统佛教的反对。为此,初期大乘者即倡书写、供养,以促进法门的流通;并采适应世俗的解说:大乘经是从藏在佛塔、龙宫中取得的(即早已有,而后才传入人间的)。 对于“大乘是否佛说”的问题,印公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结论。因这必先了解佛典的特性:释尊当时说法并无纪录,而是存于弟子心中,受持再以语言辗转传诵。“佛说”的取舍标准是依经、律、法,故“佛说”不能解为“佛亲口说”;已结集的也不等于佛说的一切,而是随时还会有新教说传出。至于一切佛法,都表那时代、地区、部派的佛教界共同心声,应以不同宗趣理解;如吉祥悦意的“世界悉檀”,破斥犹豫的“对治悉坛”,满足希求的“为人生善悉檀”,显扬真义的“第一义悉檀”;故有了义、不了义,如实、方便,曲应世俗或显扬真义之别。 (二)初期大乘经的传出。初是从部派佛教中倾向佛德、菩萨行的少数比丘(或重智、或重悲、或重信的)多方面传出而渐扩大的。此中虽也有在家者传出经法、读诵、解说,但此等在家者多偏重佛菩萨的信仰;而待大乘渐兴,出家菩萨多了,经典的传出与弘持,自落出家菩萨手中。但大乘经传出后,受到传统佛教的注意,认为不合佛法而指斥为“非佛所说”。菩萨比丘本共住于传统僧团中,因部派的排他性强,难免受到破坏槟出;为减少诤论,“不说人罪”是菩萨比丘特有的态度;且就初修行言,也怕因接触而受影响回入小乘,故菩萨比丘就与传统比丘保持距离不共住(此是“不愿共住”非“不能共住”,但平川彰却以为:菩萨比丘不能与声闻比丘共住;这是违反一切经所说的) 。而由于大乘经法不易为传统僧团所信受,故菩萨比丘就多为善男女说。此种柔忍专精为法的处世用心,自然得到同情;故初虽弘传不易,但终非传统佛教所能障碍而宏传开来。 (三)初期大乘的宏传者。印公根据龙树论所曾引述的,乃西晋竺法护所译出的三十部初期大乘经,得知宏传者多数是出家者,少数是在家者,也有所谓的“法师”。此乃因释尊时代,虽已有有智慧而能为出家众说法的在家弟子(如质多长者);但佛灭后,因出家佛教的强化而少见了。大乘兴起,在家恢复佛教的原始地位;但在史传上纪录的,如非修出家法(离淫欲)如郁伽长者;即乘愿再来的大菩萨,如无垢贤女、离垢施女、转女身菩萨、维摩诘长者;华严“入法界品”的善知识,也都是法身大士的方便教化;故在家实际负起宏传之责的似乎还是不多。至于“法师”,此与纯正的“说法师”不同,而是指读诵、说法、书写者;因是从比丘法师演化到在家者,故通于在家出家。而此乃因般若法门的宏持有浅深二层:浅的重闻,深的重思修。由于甚深的般若,不易在固有数团开展,般若行者即利用六斋日展开通俗教化;起初由于菩萨比丘少,故有信心、理解明彻的且善于音声的善男女,以读诵解说出来协助教化而成为“法师”;但等到信受的善男女多了,影响固有教团使得“菩萨比丘”、“菩萨比丘法师”也多了,此时善男女又成为大乘的信众了;故知这在家的协助教化,是一般的摄化,非般若法门重在家。 二、关于佛塔为僧伽所有 平川彰根据早期佛教塔物由在家人经营,认为佛塔非僧伽所有,而属于经营塔寺的在家人。 对此,印公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的第二章第一节中有所说明。印顺法师说:“大乘佛法从部派佛教发展出来,要从阿育王以后的部派佛教的发展去理解,不宜依据早期情形(塔物由在家人经营),而误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想像大乘教团为从僧伽以外,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团中来。”他根据二点史实来证明(二)佛涅槃后,佛的“法身”(法与律)由出家众主持结集;“色身”火化后,由于造塔须物资与经费,故由在家众建造供养;传说初由八王平分,在交通要地造塔,以化导信众皈敬三宝。而由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佛世以如来为上首的“僧伽佛教”,渐转为“(如来)塔寺”为中心的佛教。但三宝为佛教的全体,西元前三世纪阿育王的造塔运动中,传说“起八万四千大寺,起塔八万四千”即僧住处就有舍利塔。且由《根有律》及《四分律》的告受戒比丘:“应当劝化作福治塔”可知为弘法的方便,使佛法更隆盛,造塔已渐由出家众主动推动。二;塔地与僧地是相连的,僧中“知僧事”(执事僧)有供养、为塔服务的义务;即塔之建造与塔的守护,是出家僧众之责;由此可知部派佛教时代,佛塔是从属于僧伽的。而由于佛教发展中,舍利塔越来越庄严,供养越来越丰富,僧众也为塔为僧而接受金银货币珍宝叹;但因律制“不准手捉”,故由净人或优婆塞代为分别存取,或经理生息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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