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真倾听同修讲述的个人的生命往事，发现自己对这个社会了解的太少，通过书籍等传播工具所感受到的与当面亲耳聆听所感受到的有很大的不同。

　　在寺院，一同出家的朝夕相处的道兄弟们分别成长自不同的社会环境，讲述的不同人生，可以触摸到一个时代、一个阶层的喜怒哀乐。对民生乃至人类之苦难极其根源有更多的思维。

　　同参贤某，一九七一年，出生在四川农村，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少年儿童一样，有一个充满饥饿记忆的童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让母亲在集市上给他买一个烧饼，但是，母亲告诉他，卖烧饼的已经死了。

　　聪明而无奈的母亲有这样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他死了那颗想吃烧饼的心。根本原因是家里穷，吃不起。

　　他只能长期吃红薯，虽然村里种有水稻，但是亩产过低，最好的时候只能产到四百斤，平常的年份也就二、三百斤，在集体生产劳作的时代，同修回忆，收获时，每次只能分到一簸箕谷子，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口粮还是要靠种植红薯。

　　进入八十年代后，经济体制改革了，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加上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粮食亩产达到千斤以上，温饱得以解决。

　　同时，社会结构的调整让每一个人在各自的生活圈子里无法逃脱命运之手，我的同修中学毕业后，跟父亲学了木匠手艺，和那个时代的多数想迫切改善生存质量的中国农民一样，选择了外出打工，1994年时，先去东北，每月数百元的收入，又带出很多同乡和亲友，后遭遇无良老板设计赖掉工资，而让他背上了吞吃同乡收入的黑锅，令他痛苦不堪，发誓永不再去东北。

　　后又去广州，与人学习制作音箱的手艺，会手艺的不轻易教，他因为不会的就要偷偷地学，同时承受高强度的劳作，在学习和打工的过程中，目睹了诸多苦难而无奈的人生，有一个十七岁的少年，不甘心艰苦的劳作，选择了偷窃，事发而被暴打，以至重伤乃至残废。

　　工友中有被机器切掉手掌的。

　　为讨要工资而被资方暴打，这里要澄清的是，并非完全是资方的无良，有很复杂的原因，民工事先不了解劳动强度，干了两个月后，发现工作难度大，报酬低，跟资方交涉，资方不同意加薪，民工要走，资方不同意，发生矛盾，民工报官，工商部门对资方予以罚款处理，激怒资方，私下请来数十个无业人员暴打了七、八个民工。

　　在整个辗转四处打工的过程中，常常遇到与人争执、打斗的情形，不知道为什么的人的火气都如此的大。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资方和佣方都关系紧张，大多数还是拥有相对稳定的关系，在雇佣关系中各取所需。但，不能回避的是，所谓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也不是幸福生活的标准，依然是我们经受痛苦的温床，近年来，一些大型企业员工频繁自杀的现象不能不让我们有更深刻的思考。仅仅是改变一下企业管理制度，调整一下福利待遇的 问题吗？

　　现在看来，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快速发展的经济生活中，心有焦虑、不安，没有心灵健康的训练和教育，只有对立再对立，而最终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不信任。一个一个紧张和痛苦的个人关系构成了这个社会。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