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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佛陀的慈悲与智慧，都圆满无缺而臻于至圆、至极，而无限。所以，佛陀理智中孕育有情感，情感中蓄含有理智，二者并驾齐驱，悲智双运，所谓：“兴无缘大慈，运同体大悲。”无缘与同体，是理智的至极，大慈与大悲，是情感的至极，至极的情感与至极的理智，融为一体，合二为一。所以理智与情感，在佛陀是相成而非相消，是同时而非分隔，是水火相济而非水火不容。假如，佛陀只有至极之情，而无至圆之智，则虽有救世的悲愿，亦无济世的能力；必形成心有余而力不给的遗憾。假如，佛只有至圆的智而无至极之情，亦绝不会悲悯群伦，倒驾慈航，实践度生的悲愿。 佛教今日之所以成为世界人类喜爱与研究的对象，就是因为佛的智慧与慈悲，所酝酿成无穷无尽热诚而真挚的正义之流，缭绕宇宙，不但适应任何时代生命的要求，且能使任何时代的生命，呼吸到这股正义之流，都为佛的智慧所启示，佛的慈爱所感动，而获得人性苏醒，智慧抬头。甚至潜在心之深处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也因之重新复活，重新萌芽，开花，结果。可以说：佛陀至极之情，与至圆之理，融洽形成的正义之流，正是当今乱世拨乱反治的良方，发人深省的暮鼓晨钟。 十、苦与乐 厌苦求乐，人之常情，你如是，我如是，他亦如是。可惜你我他都生长在苦难的世纪，苦难的时代，饱受苦难的鞭挞。特别是当今社会，恐怖残暴，甚于东周，战祸离乱，甚于战国；人心不古，世道凌夷，正义崩溃，道德沦亡。吾人处身其间，岂止苦多于乐，简直是人人都在受苦，时时刻刻都被苦折磨。故佛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可惜世人不察，不是以苦为乐，便是苦中求乐，然这种乐，是真的？永恒的？不，绝不。 世人所求之乐，既无标准，更无根据，仅凭一己的偏见，各好其所好，恶其所恶，好则虽苦不以为苦，恶则虽乐不以为乐。例如：有人以焚膏继晷读书最苦，但有人认为读书的乐乐何如？有人以粉笔生涯，不受尊重为苦，但有人认为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有人以舟车劳动，长途跋涉不堪其苦，但有人认为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旅行最乐。有人以富甲天下，名利兼收为乐；而孔子则认为不义而富而贵，于我如浮云。有人以位登极品，操纵生杀之权为乐；而孟子却主张，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甚至有人以显赫一时，吒叱风云为乐；于是，唯达目的，不择手段，卑躬屈节，腼颜求全。可是陶渊明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于是“投冠旋旧庐，不为好爵荣”。自此，三间老屋，几个野老，过着他“引壶觞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隐者生活，处处充满恬静淡泊的乐趣，回顾今人，热中名利，熙往攘来，不无感慨！ 陶渊明这种“且乐今朝，明日非所求”的隐者生活，虽可逃避现实于一时，但终难逃避人生的苦恼。例如：人生理上的生老病死苦，心理上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冤憎会苦，人事上的子女不孝，翁姑不睦等苦。总之，三苦、八苦、内苦、外苦、身苦、心苦，人生无一不苦，故佛说：“生死炽然，若恼无量。” 然则，人生终无乐趣可言？弗也。原来：人生有痛苦的一面，也有快乐的一面。痛苦导源于假我，快乐才是真我的所在。假我是由五蕴四大组成，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世人无知，认假作真，于是为了假我而贪名贪利，贪财贪色，“以有限之生命，求无穷之欲望。”结果：“一家饱暖千家怨”，“一将功成万骨枯”，人间是非，世上罪恶，无不由是而生。何况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足吾欲者有尽；更何况人除物欲外，更有所谓权威欲、支配欲、好胜欲、斗争欲，于是人的欲望愈多，所感受的苦愈深。《法华经》说：“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求乐反苦，自害害人，多么不值？ 佛说：人生的意义，不是在物质享受而是在真理的追求，人生之目的，不是私欲的满足，而是真我的证得。前者有限有尽，后者无限无尽；前者是苦恼的深渊，后者是快乐的泉源。如欲离苦得乐，非抛弃私欲，化为大公，冲破假我，扩为大我，使自己浑然与物同体不可。 人能克制私欲，自可征服自己，改造自己，不再为自己之利以坏全体，以危大局；更不会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如是贪欲不生，嗔痴不起，其他杀盗淫妄邪见等罪恶行为，亦消灭于无形。 人能浑然与物同体，化小我而成大我，自可超然物外，不患己身之危害，而忧众生的悲苦，每视他人的苦为己苦，以他人的厄难为自己的厄难，事事重大我而轻小我，在在先公后私，先人后我，甚至舍我济人。前者是自我救济，忠于自利：后者是推己及人，忠于利他。一则去恶，一则从善。去恶则苦因既断，苦果不生；从善则乐因既播，乐果自成。人生至此，永恒的快乐，不求自得，极乐世界，亦在眼前，优哉悠哉，其乐无穷矣！ 十一、生与死 生之与死，人所难免。然谁使其生，孰令其死？生从何来，死复何往？人究竟应该怎样的生？如何的死？又怎样才能了生脱死？ 生命的诞生谓之生，生命的停顿或终结谓之死。人的生命，由少而壮，而老，而死，“修短随化，终归于尽”，结果不免一死。扬子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臭腐，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孰知其异？”其实，人不特有各式各样的生，亦有各式各样的死。例如：有人乐观的生，也有人悲观的生，有醉生梦死的生，也有自觉自奋的生。有自暴自弃，自我毁灭的死，也有时势使然，不得不死；有人杀身成仁殉义而死，也有人壮志未酬抱憾而死；有温柔缱绻，骨碎魂销缠绵的死，也有跃马横戈，沙场仰卧悲壮的死；更有仁人志士舍己救人，慷慨从容而死。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怎可以说仁圣之死，无异于凶愚？ 古之人，往往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如岳飞的尽忠报国，文天祥的以身许国，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惊天地的生，泣鬼神的死，多么伟大？回顾今人，生为金钱，死为酒色；生于迷幻，死于无辜。特别是生长在这不幸的时代，凌乱的世纪，旧的道德观念已为新潮冲击粉碎，而新的思想又走向罪恶极端，生命与生活，毫无保障，生无足恋，死犹可惜，唯有追求物质，麻醉自己；于是有人浑浑噩噩的生，浑浑噩噩的死，真可悲！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