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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篇论文之能完成，真要感谢诸佛菩萨让我能有不断学习成长的因缘，在中华佛研所三年来的学习过程，有赖一切的人、事、物因缘和合的相助。同时，经由论文的撰写过程，使我对佛教史能有更深入的认识与了解；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多有启发。如今论文得以顺利完成，更是有赖十方助缘的共同成就。 论文写作期间，感谢我的指导教授慧严法师，在我撰写论文的这段期间，给予我相当大的空间，包容我作我自己想做的尝试，如果没有慧严法师的支持与鼓励，这篇论文是无法如期完成的。此外，黄运喜老师、蓝吉富老师于论文审核与口试中的宝贵意见，更是本文的针砭良药，无论在论文的深度与广度上，两位老师都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与对文的修正，使我对论题的掌握能更具体。尤其蓝老师，从我读研一开始，就不断的鼓励我撰写论文，更在此篇论文的组织上帮我建立完备的概念，并提共许多研究方向。此外，特别感谢大航法师于百忙之中巨细靡遗的审阅我的论文，以及在电话中给予我许多的建议、指导，使得论文的思考向度能更为周全。 还有，我的同参道友禅道法师与常闻法师，感谢她们在酷暑中陪我奔走于各大图书馆与故宫文献馆影印资料，尤其是故宫所收藏的许多清史文献，在不能影印与外借的限制下，辛苦的替我抄录相关史料；还有在论文初稿完成时，细心帮我校对论文。此外，佛研所的丽娟学长，在我开始著手选择论文方向时，给我很多宝贵意见与鼓励；景荣，时常帮我影印资料并邮寄给我，并提供他个人对论文的许多看法与意见；还有明芳，经常帮我处理佛研所的一些事情，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与家人，他们一直是我这将近十年来的求学过程中，最大的精神泉源。家人这一路上的全程护持，让我在生活上与精神上都无后顾之忧，能专心投入论文的写作；尤其我的大哥、大嫂，为了让我能专心写作，遂将他们新购的房宅供我作为研究场所，让我能在没有外缘干扰下专心写作，以致如期完成毕业论文，还有：慧珠、慧真，谢谢你们对我的爱护与鼓励。 感谢众多善缘的和合，才能有这一篇论文的呈现。 释圣空 谨序于 北投中华佛研所 2000.11.16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论题时代背景简述 清朝的佛教，在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来看，是被归为“衰败期”。[1][1] 因而，有些中国佛教史的著作会以“衰落”、“衰微”来形容清朝佛教。或是在论及清朝佛教时，著重在清廷与西藏佛教间的关系，而认为“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2][2] 因此，有些佛教史专书指出──清朝皇帝因崇信西藏佛教，而压抑中国佛教的发展；再加上康熙的“圣谕十六条”与雍正《圣谕广训》的颁布，更使人抨击清廷佛教政策的不当。[3][3] 因此，若提到清代佛教，似乎是乏善可陈，不是宋元明清并谈，就是将重点放在清末的居士佛教上。 综观有清一代的佛教发展，确实有逐渐衰颓的现象──清初时期，由于延续晚明以来的佛教发展趋势，仍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兴盛。再加上顺康二朝虽倡导儒学，但因尊崇西藏佛教的国策，以及顺治帝笃信佛教禅宗的关系，清廷还不至于反对佛教。到雍正年间，由于雍正提倡禅宗和念佛，并且信仰净土，佛教尚为帝王所重视。而到了乾隆朝之后，由于此时清朝汉化情形已相当深厚，乾隆帝重视汉学，儒学逐渐笼罩全局，遂有“乾嘉学派”的兴起。[4][4] 佛教在清廷皇室中的地位与重要性已大不如前，清廷不重视佛教，对佛教采取远离的方针。 至清中叶以后，佛法的传布逐渐有从僧众而转移至在家居士的倾向，不少有重大影响的士大夫皈依佛教，如宋文森（?－1702年）、方以智（1611－1671年）、黄宗羲（1610－1695年）、周梦颜（1656－1739年）、彭绍升（1740－1796年），罗有高（1734－1779年）等人。他们研习佛教经典，也有不少编撰或注释的著作。包含禅宗语录、或净土思想，也有弘扬其它宗派的。至此，天台、华严、法相等三宗派皆转为居士所弘传，因而有“居士佛教”之勃兴；只有净土、禅宗仍由丛林道场延续法流，而禅宗在清初的发展，则以临济宗较为兴盛。到嘉庆朝以后，嘉庆帝及其后的历代皇帝都忙于应付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清廷自然无暇顾及佛教，也不可能采取扶植佛教的政策；再加上由于国势凌替、国道中衰，佛教亦随之衰颓。 以佛教内部的发展而言，明清之际，禅宗内部的宗派斗争情形相当激烈，如“五灯严统诤”与“牧云五论诤”等等。[5][5] 因为，禅门中对于禅学的论辩，有时往往与参加诤论者的宗派隶属、政治态度等交织在一起，而成为派系斗争。但是，到了清中叶以后，连这样的论辩也不存在了。 在明清间的禅宗内部诤事之中，要以临济宗天童系之密云圆悟[6][6] 与祁门下汉月法藏[7][7] 间的“密汉之诤”，最受后人瞩目。临济宗此一内部诤事，就禅宗史上的法门纷争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但到了清初雍正年间，由于雍正以帝王身分，御定密云圆悟的观点契合禅理，并将死后近百年的汉月再次提出批判、更动用帝王权威，重挫汉月一派。雍正此举，成了“清初禅宗中之大事”[8][8]；更有人认为“雍正的干预禅宗内部事务，是清代禅宗史上的一个转折点。”[9][9] 因而有些学者指出──在雍正朝以后，禅宗明显衰落、以及将禅宗发展成为禅净融合的原因，归结于雍正压迫禅门的结果。[10][10] 雍正打压汉月一派的动机为何？此牵涉到雍正的禅学思想以及他对清初禅宗流弊的批判。关于此一问题学界虽有些研究，然尚存有若干问题须待解明。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问题 就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发展来说，对于禅宗遭到批判的情形，不仅是因禅宗内部所宗不一，而引发的思想纷诤；就连佛教其它各宗派，也不时对禅宗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等轻视言教义理的现象，而有所争议，此等现象就佛教内部思想争论而言，实不足为奇。但由于雍正以帝王身分介入密云圆悟与汉月法藏的“五家宗旨”之争，而使得原本宗教思想上的辩论，被渲染上政治的色彩，竟成为“禅宗发展史上的特殊案例”[11][11]，便显得特殊了许多。本篇论文的进行，则是以雍正的佛学思想为标竿，并检视清代佛教概况。 清世宗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年），是清朝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也是本文的核心人物。雍正一生与佛老结下了不解之缘，以万乘之尊而自称“居士”；在日理万机的繁忙中，还自撰佛学语录，编选和刊刻释典、大开法会，广收门徒、赐予佛徒封号、大力干预寺院内部事务、任命住持、表彰高僧。雍正以佛教徒身分自居，是真信仰佛教？还是为了政治上思想统治的需要？雍正以帝王身分，直接干预禅宗内部的“宗旨”之争，而遭人讥笑“以人天子与匹夫搏”[12][12]。雍正为了破斥三峰派汉月、潭吉[13][13] 师徒所持之见，亲自编撰长达八万余言的《拣魔辨异录》，并下谕动用帝王的权威，禁绝汉月门下法嗣的流传。雍正此举，不仅使隆盛一时的三峰派受到打击，遂从鼎盛而衰，也影响了后世禅宗的发展。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