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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效法孔子的存心，也以孔子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以师志为己志。对我们自己来讲，以至於对我们后代子孙来讲，一个好的环境非常的重要，没有好的环境，人就容易沉沦、堕落。孔子讲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人能受好的环境影响，道德提升；环境不好，可能就受到很多的染污。孔子了解到环境的重要性。所以在《礼记．礼运大同篇》里面就有讲到，在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的政治社会非常的好，孔子非常向往那样的社会状况。 在「礼运大同篇」里面，一开始就有讲到，孔子参加了在鲁国十二月（腊月）的蜡祭活动，他是担任陪祭的贵宾。这个蜡礼结束之后，孔子刚好到了宫门上的这个观，观是指张贴国家典章法律的地方，在那里算是去参观的时候，就很感叹。这个感叹应该是感觉到，鲁国那个时候礼崩乐坏的情况也比较明显。夫子叹气了。那叹了气，刚好他的学生子游在旁边，就问到：夫子，你为什么要叹气？这个子游他很会问，因为夫子叹气一定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因为一定感叹这个社会有哪些不足的地方。就像我们跟著师长在学习，也要了解到师长他是为天下而担忧，有时候我们在身边，也会看到师长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感叹，我们体会到夫子，体会到像师长这样的智者、长者，他们都是为天下而忧。那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天下能安定，而天下要安定，最重要的，人心要能接受伦理道德因果这些圣贤的教化。所以师志为己志，我们要以孔子、以师长，他们为天下安危这样的志向为自己的志向，好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落实、来推展中华文化。 所以我们听到圣人的感叹，也要神交古人，跟他们的心境相契合。这样，他们的教诲，我们就很容易去领受。而孔子感叹之后，就有讲到，在三皇五帝时候是「大道之行」，那个时候的领导者「天下为公」，念念都为天下人著想。以至於到了夏商周，我们禹王、汤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这些都是三代时候的圣人，他们治理天下，也是让天下很安定。所以三皇五帝是大同之治，到夏商周他们还能保持小康的社会。所以孔子看到当前鲁国的状况，他的心里就浮现了大同、小康那个时候安定的社会。所以子游这么一问，夫子就把他体悟的、记得的，大同小康那个时候的情况，给学生子游说出来。这个内容，就是我们「礼运大同篇」的内容。在《古文读本》的三十六页，我们翻到「礼运大同篇」，我们一起来深入这一篇经文。开头就讲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大道』，这就是指先王之道，三皇五帝那个时候的先王，他们时时都是为了天下的子民著想，所以是完全没有私心。这样的「大道」去行出来的时候，『之行』，就是他们真正依照这个大道去做，所呈现出来社会的情况、盛况。而这大道再具体来讲，就像夫子在《易经》里面讲到的，这大道其实就是圣人他所契入的境界，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我们看「与天地合其德」。《三字经》当中告诉我们，「三才者，天地人」，所以人是非常可贵的，他只要能去掉人欲，去掉私心，他可以展现跟天地一样无私的德行。就像在《论语》当中，夫子赞叹尧帝，「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孔子讲到，尧帝他是圣德，他效法了上天的无私，所以他的功业，几千年之后，人民还在赞叹，还在歌颂。我们看到天地化育万物，我们人去效法，那也是跟天地同德，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我们看日月，它都以光明来照万物，让万物得以生长，它们也是没有私心。当然，古圣先贤与日月合其明，这个「明」也有表示光明、智慧，也就是说，这些古圣先王他们能用智慧、德行、德风，去光照老百姓，教化老百姓。所以尧舜那个时候都很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 孟子就有说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吃饱了，穿暖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生活很安逸，但是没有好的教化，很可能行为就会慢慢「近於禽兽」。我们其实用现在的社会来冷静观察一下，现在物质比较丰富，不缺这些享用，但是没有伦理道德的教化，人不孝父母，人做出来的行为可能会让人家非常的汗颜、非常的感叹，以人身，可能做出来的都是畜生事。圣人能看到教化的重要，所以那个时候请契为司徒，就是现在的教育部长，来推行五伦的教化。那个时候就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的教化。与日月合其明，不只是无私去照顾老百姓，还要以智慧、德行来教化老百姓。 「与四时合其序」，我们的古圣先贤，他们很懂得取法天地万物，来成为自己修身处世的这些道理智慧。看到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也体会到人生立身处世也都应该有秩序。五伦也就是秩序：怎么为人父，怎么为人子，怎么为人夫，怎么为人妇，这些都要有规矩、有秩序，才不会乱。现在的社会忽略了这些做人的规矩、秩序，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的现象就出现了。那个时候，都是天子、都是这些先王他们带头来落实这些大道、精神，所以上行就下效了。 「与鬼神合其吉凶」，其实这就像《左传》当中告诉我们的，「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善心感善报，恶心就感恶报，所以圣人他契入了这些宇宙人生的道理，他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去立身处世，才能感来善报吉祥。但是假如是行恶，那就很难不感恶报。老子也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这些道理，圣人都能明白，进而去教化老百姓。这个时候人的行为就跟大道相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那个时候的天下，在大同世界里面，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某一个人，他就变家天下了，我家的天下，那个时候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且所有的天子，他们都是代上天来照顾所有的百姓。而且这个工作不好做，那得要忧国忧民。他既然称为天子，他没有代替老天好好照顾子民，他会觉得自己很失职。 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尧帝有一天出外，看到有百姓犯罪被抓起来了，他就非常的伤心，然后赶紧去问清楚，为什么有百姓犯罪。结果了解之后，是因为干旱不雨，那农作物收成很困难，这两个百姓家里又没有钱，最后不得已起了贪念，想要拿一些东西回来给家里的人吃，就犯法了。尧帝听完，对著这些官员讲到，这些士卒讲到：不是他们错，你把他们放了，是因为我无德，所以上天才没有降雨，才感来干旱，也是因为我没有教育好百姓，他们才会犯罪，所以是我的过失，不是他们的错。 这一分，确确实实就像《论语》当中讲到的，这些圣人的心境，都是「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己的过失，绝不推卸责任给任何的臣子或者百姓，但是所有百姓们、臣子们的过失，他都觉得自己也有责任。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我没有好好带领他们，我没有好好教育他们。常受天下的指责，没有一丝毫责备他人的心。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些圣人的胸怀：一个人饥饿了，他会觉得是他的责任；一个人寒冷了，他会觉得是他的责任，是我让他们饥寒的；一个人犯罪了，他会觉得是他没有教化好。由於这一分使命、这一分仁慈之心，所以那个时代的百姓都效法尧舜的德行，效法他们的心境，就没有私心，所以「天下为公」。那不只是天子为公，老百姓也有这样的胸怀。后来，到了夏商周的时候，大禹就曾经感叹到，尧舜那个时候的老百姓，都以不能像尧舜的德行而感到羞耻。但他反思、自责，到他那个时候百姓就没有这样的胸怀了，都比较顺著自己的想法、私欲在做事情。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