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著看第五十句,在第五册七百零九页,在中间的位置,「兴国之君」这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臣闻兴国之君。乐闻其过。荒乱之主。乐闻其誉。闻其过者。过日消而福臻。闻其誉者。誉日损而祸至。】 我们看这个句子,都可以感觉到上位者的一个态度,影响到整个国家、团体的兴跟衰。所以愈在上位者愈要战兢惕励,诚惶诚恐,因为责任大,影响的面大。我们看到《孝经》当中「诸侯章」,诸侯他是一国国君,都是提醒「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他时时要守住道德,守住他的德行才行;一随顺放纵习气,可能这个国家它自身就要有灾祸了。《诗经》的一个比喻,就是他们上位者应该时时保持的心态,叫「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有权位了,不是拿著权位去放纵、去耀武扬威,而是要拿著权位去利益他人,然后去成就自己才对。所以这里提到的,使国家兴盛的君主,他是非常欢喜听闻他的过失;而荒乱的君主,是很喜欢听到别人赞誉他。而能够喜欢听闻别人指出他的过失,这样他才能『过日消』,过失愈来愈消除、愈来愈减少,德行愈来愈好,福分就能够很快的降临。这个福是靠德感召的,福是靠心来耕的,所以「过日消而福臻」。 《太上感应篇》讲到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个人每天都是断恶修善,他的福很快就来了。一个领导者有福,也是整个团体的福气,所以上位者要带福气给大众,不是带灾祸。闻到这些赞誉美言而很高兴,这样反而听不到忠言,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这样德行日损反而灾祸就要到了。我们上节课有讲到,「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听到别人赞许的话不能太高兴,要反思人家讲的实在吗?我真的有这么好吗?而且这也是众人之力,我不能独自邀功。能这样去反思,就不会好虚名了,就不会『闻其誉』,然后『誉日损而祸至』。所以祸福,都是自己的心态感召的。 在贞观时期,贞观二年的时候,太宗也给身边的臣子说到,这个英明的君主,他能够时时想著要改自己的短处,增长他的善行,这样的态度才能成为明主;而暗主都是护自己的短处,反而一辈子都是很愚昧。所以提到隋炀帝都是自己夸赞自己,然后护自己的短,拒绝臣子的劝谏,所以身边的人就不敢劝。隋炀帝那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叫虞世基,这个大臣也没有劝他。太宗谈到的时候,就说隋炀帝都不能接受劝,虞世基也不敢劝,他的罪应该不是很严重吧?就跟身边的大臣在谈论这个事情。杜如晦,杜如晦也是个大臣,就说天子要有劝谏的臣子,他虽然德行不算很好,但不至於会失天下。 而孔夫子也称赞春秋时候的史鱼,「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这个典故我们也跟大家谈到过,就是史鱼到死都还在劝君王,死谏,把自己的棺材放在窗下,没放在正厅。这么正直的臣子,夫子非常赞叹,自始至终都是劝谏。而虞世基也不能因为隋炀帝无道,他就没有去劝谏,他这样苟且偷安,又在这么重要的位置这他是不对的。他应该假如劝了不听,他可以辞掉、引退,这样才是为人臣之道。杜如晦还举到商朝时候,商纣王非常残暴,而当时候的箕子是装疯卖傻逃过了这个死难,比干是劝谏到死。而孔子都很称赞他们不简单,是仁者。箕子是装疯卖傻,保留他这个命,以后可以再利益这个世间,因为已经知道商纣王根本就劝不通。但虞世基是并没有劝。 这个时候又讲到,晋朝时候的一个典故,当时候晋惠帝的皇后贾后当权,要废掉太子,那时候大官张华并没有劝谏,反而就随顺了贾后。后来赵王伦举兵把这个太后废掉,因为她专权,也把大臣张华抓起来。张华说了,废太子的时候,我并没有一句话都没讲,我当时也有讲话,但是没有被采纳。抓他的人就说,你是当到三公这么高的位置,太子无罪被废掉,纵使你有提出来说这样做不妥当,人家不听,你可以引退,你干嘛还贪著这么高的官位?人家这么一讲,张华就讲不出话来了,后来也被判死刑了。这里杜如晦也举了《论语》这段话,「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君子面临这种危急的时候他的气节是不能变的,不能因为官位,贪恋这个荣华,而没有做出他应该做的进退。 杜如晦提到这个公案,就是要讲到,虞世基处在宰相的位置,应该讲话他却没有讲,所以他也是罪过非常大的。太宗听完杜如晦的分析,也非常认同。您看太宗一开始还讲到说,隋炀帝他暴虐,那应该虞世基的罪过就不是很大了吧?太宗在分析这个事的时候,还可能只偏向於看到隋炀帝的过错,而没有看到臣子的过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事,往往可能看到一方的问题,而没看到另一方的不妥。所以看事要都方方面面看得准确,这很重要。比方你今天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冲突,他们两方的问题在哪,我们要看得清楚,不然可能会偏袒。一偏袒对谁都没好处,偏袒那一方反而看不到问题,不被偏袒的他反而会觉得委屈,甚至於会记恨。 太宗听完,说「杜公所言甚是」。所以人君必须接受这些忠臣的辅助,这样国家才能够安宁。隋炀帝的时候不能听底下的劝谏,所以恶贯满盈祸来了。但是人主假如有不妥当,臣下又不劝谏,都是阿谀奉承的话,那君是暗君,臣也是谄媚的臣子,君暗了,臣又谄媚,这个国家的危亡就不远。所以太宗说到,今天藉由这个机会,应该期勉我们君臣上下一心都是为了整个天下,各尽自己的公心,时时互相可以指出问题,就君臣之间可以多切磋、多指正,才能成就国家的治道。所以诸位大臣能够尽忠诚来匡正我的过失,我最终绝对会接受,不会不高兴,甚至是指责大家。太宗在很多跟臣子谈论这些君臣之道的时候,最后都会拉回来,期勉所有朝廷的大臣,当然更重要也期勉自己。 所以我们在团体当中,其实人善恶念、邪正的念头是夹杂的,有时候讨论起来都不知道谁对、谁错,愈讨论好像他有道理,他讲得好像也对,变得无所适从了。这个刚好是有杜如晦这样的大臣,这么能透彻分析,不然有时候也会似是而非。那我们团体当中听谁的?假如在团体当中,谁讲的我就信,谁讲的我就不信,这样也不妥。应该是一个理智的态度,谁讲的跟经典相应的都要听,大家要有这样的认知、共识。当然更好的是我们每次谈论事情,最后都能归结到,所以孔子说,所以《弟子规》说,所以《了凡四训》说。不然我们也不知道讲了半天自己的观念对不对,有没有引导错自己的同仁,这个都是言语很慎重的态度。所以以法为师、以经典为师,这个对一个团体来讲相当重要。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