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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贞舜的《七帖见闻》之中说：「或记云大华严寺昙法师述」云云。 即依《起信论》，而彼论时代，隋前后，「非南岳所览」。另有永超的《东域传灯目录》卷下，提及「《大乘止观》一卷，昙迁述，未详真伪」。这是说，本书非出南岳慧思，乃是出於昙迁之手。然而，昙迁是北地摄论宗的始祖，唯有住於禅定寺等的记载，尚未从其史传之中，见过他曾住过大华严寺的文献，何况《东域传灯目录》中，另也有着「《大乘止观》一卷，南岳思撰」的记载。 至於南岳是否能有见到《起信论》的可能，待下一段中再推考。如果仅以此点疑窦，而否定本书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史实，甚至以为是出於日本学者的伪作，那是不足取信的事。 但是，却有日本学者，从天台教学史的考察上，认为由天台始唱，经唐之荆溪为之敷演，及於宋之知礼将之再兴，便在六识之上，成立了始觉的法门；日本方面，则经传教、慈觉、智证、安然等人，在比 山兴起的日本天台宗，即在九识的建立之上，成立了本觉的法门。本书思想，则与之相当，故而推想是成立於日本平安时代（西元七八二－一一九七年）的中期，是出之於比 山的学僧之手 (注六)。其实，这是不堪一击的一种假想，因为本书之在日本出现，早在奈良时代（西元七零八－七八一年）的古文书中，已经有了记载，何至於反而到了平安时才被日僧伪造出来！ （二）慧思真撰说的论定 1.如前述贞舜的《七帖见闻》，以及其他的资料(注七)，以《起信论》的译出年代作考察，来否定本书之为南岳慧思的撰述，根据论者的反驳(注八)，已将此一观点推翻。 (1)《历代三宝纪》卷一一之太清四年（西元五五零年）说。 (2)《开元释教录》第六的承圣二年（西元五五三年）说。 (3)扬州僧智恺的《起信论序》之承圣三年（西元五五四年）说。 在此三说之中，最迟的一种为梁之承圣三年。南岳慧思於北齐天保六年（西元五五五年），入光州之大苏山，可见尚在他入大苏山前之一年，乃至四年，《起信论》已被译成了汉文。纵然以承圣三年为准，距离南岳入寂的陈宣帝太建九年（西元五七七年），尚有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所以，如说由於真谛与南岳同时，便无法见到真谛所译的《起信论》，在年代上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了(注九)。 2.宝地房证真的《三大部私记》所指出的疑窦，共有六点，加以概括，则不出如下的四点： 与天台宗的宗义不符合； 在南岳的各种传记中，未见列举本书之题名； 本书的文势与南岳的其馀各书不相类似； 在所传的资料中，或谓本 书是昙迁所撰，或称是遥恻撰，事实上当然也有说是南岳撰的。因此，证真本人，也只是疑而不决罢了！但这四点，可以包括前述的诸难。 现在，且对这四点的疑难，逐条批判如下： (1)所谓与天台宗的宗义不符合，便怀疑本书之非南岳所作，这是一种倒果为因的推论法，不合逻辑的原则。须知，天台宗的创始者，不是南岳，而是南岳的弟子天台智 ，南岳的思想之一部分，固被智 所承受，并将南岳视为天台思想的主要源流。但是，南岳慧思撰述本书，当在他的晚年，也就是在智 於大苏山亲近慧思而已由大苏山去了金陵之后，述南岳始撰本书，比起《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的撰作年代，本书之撰成，要迟一些。可是，从智 虽未从南岳亲承本书的思想，在智 的思想中，承受本书的理念之处却有很多，此且留到后面第三及第四章中，详作研讨。 我们怎么知道本书是南岳的晚年作品？因在章安所写的《智者大师别传》之中，曾说到南岳慧思授智者大师以「四安乐行」，这是智 在大苏山亲近南岳之际。又在南岳的《法华经安乐行义》之中，说到了如《随自意三昧》中说(注一零)，可见《随自意三昧》的撰作时间，要早於《法华经安乐行义》，《法华经安乐行义》则在智 参於大苏山的时代完成；另一篇《立誓愿文》，也是始於大苏山 时期。至於《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二卷，撰作的确实年代不详，诸种南岳传记之中，却多有列举其题名者，在南岳自己的其他诸作中，则未自举其名，故有类於《大乘止观》，但其用三昧之名为题，又类於《随自意三昧》。以此推想，此文早於《大乘止观》而迟於《法华经安乐行义》。再看《大乘止观》的文字组织及思想体系，比起前述各种，均要整然而严密得多，加之在智 的述作之中，也未见到此书之名。因而相信，乃系出於南岳晚年的杰作了。 (2)因在南岳诸传记中，多未列举本书之名，故而怀疑本书之非出於南岳所作，这也未必能够视为确论。我们从现存於藏经中的《大乘止观》，标为「曲授心要」看来，可知本书不是撰述之作，而是一种口传的或口述的作品，在唐之道宣时代（西元五九六－六六七年），可能尚未成为一部书的型态，故在道宣写作《续高僧传》（成於贞观十九年，西元六四五年）及《大唐内典录》（成於麟德元年，西元六六四年）之际，或者虽已成书，而尚流传不广，以致被道宣律师之所漏列。灌顶章安大师（西元五六一－六三二年）是天台三大部的功臣，他的时代与道宣相当而略早，在他所整理出来天台三大部中，未曾标示出本书之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书之在唐代，未能广被流行的另一重要原因，可能在於玄奘憎恶旧译经 典所致。因为本书的成立年代，是在真谛译出《起信论》及《摄大乘论》之后，又在玄奘自印度回国之前，本书之中，引用《起信论》与假借《摄大乘论》之处甚多，可是，一到玄奘回国（贞观十九年）之后，即令教界「不许讲旧所翻经」 (注一一)。由此推想，本书是在《起信论》译出而已流行之后，在玄奘回国之前的阶段中，可能已由成立而被流传，但到贞观十九年后，由於玄奘的请求，不许再讲旧所翻经，《起信论》及《摄大乘论》，正好属於旧翻之列，以此旧翻之论书为基础的中国着作如本书者，也可能受到了流通的禁止，道宣的《续高僧传》正好也是完成於玄奘回国之年，《大唐内典录》则更在其后十九年始成。 (3)本书的文势与南岳其馀各书不相类似，这也是事实，和《随自意三昧》、《法华经安乐行义》、《诸法无诤三昧法门》等比照之下，本书确实不同。因为前者是站在龙树实相论系统的立场，后者则为站在马鸣缘起论系统的立场。然而，我们不妨作更进一步的研讨，由於慧思着作之残留於世者，为数不多，可能尚有若干部书的思想系统，和实相论相违而与缘起论相应者。因为实相论系统的印度着述，译成汉文的时代较早，所以慧思的早期或前半期思想，是沿着北齐慧文的路线在走。当他后半期生命历程中，因由真谛三藏译出了《起信论》及《摄大乘论》和《摄大乘论释》，便使他接触到了新思想的启示。前半期的他是依据《般若 经》而有《随自意三昧》及《诸法无诤三昧法门》两种三昧的撰述；后半期则依据《起信论》及《华严经》而有本书之述说，以《起信论》为骨架而开示了一心三观的止观法门。由其前后所依经论之不同，义理及其文势，自亦不能无异了。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