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嘉宾,诸位大德,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这一次是学院主办成立十周年纪念,有三天,我们有佛法交换心得,分享修学的成果。今天是第四天,下午有一个三时系念法会,这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灾难频繁的世间,出现许多的灵异。这桩事情很难得得到现代科学家的肯定,认为这个世界上许多族群,他们传统的文化不是迷信,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呼吁科学要重视这些传统,这个传统里面有许多是真实智慧。虽然他们没有提出科学方法,但是肯定人类有一种本能,能够知道宇宙许多的奥秘,都在传统文化当中表现出来。这个发现,提倡的是健康的、是好的。特别是量子力学,这是最前进的高等科学,跟宗教、跟古老的传统、跟灵异都愈来愈接近,我们对於传统老祖宗的教诲,我们有信心。
有许多人问我:这些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前,你怎么可以相信它?我相信有我的道理。我说我们不说远,远的不知道,我们从自己本身,从有记忆开始,这几十年来的观察,我们得到一个结论,愈是过去的人,社会愈单纯,工作单纯、生活单纯、人际关系单纯,所以人心清净,杂念、妄念很少,心清净就生智慧。烦恼、妄想多,智慧不能生起来。所以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一代人跟上一代比,差距很远。科学技术发展那是另外一桩事情,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上一代;上一代再跟上一代去比,似乎从中国有史以来,五千年是往后退,而不是往前进。很明显的,古籍里头所记载的,中国在三皇的时代以道治天下,道是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到五帝,三皇到五帝时间大概是五、六百年,道逐渐行不通了,人口增长,生活跟从前不一样了,追求奢侈、浮华,人的欲望比过去提升,所以道行不通了,以德,道失而后有德,还算不错。但是到三王的时代,三王是夏商周,这个历史就比较清楚。夏四千多年前,商汤三千八百年前,周三千二百年前,这叫三王。夏商周三王,德也行不通,以仁治天下。道失掉之后有德,德失掉之后有仁。周家到最后的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相当长时期的一个乱世,春秋战国。虽是乱世,人都讲义,这个很不容易。
秦始皇统一中国,用的是法治,十五年亡国。这个教训古人接受了,法是治国的根本,肯定法的重要性。但是人是法的根源,「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法好,如果没有好人去执行,那法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结归到最后,人重要,人要是好人,法虽然不好,一样做好事;法再好,人不好,一样干坏事。这个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只靠法是靠不住的,一定要靠人,於是中国对於人的教育就非常重视。秦亡了之后,取而代之是汉,汉武帝就很聪明,国家统一了,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用什么来教?那个时候诸子百家留下来的东西非常丰富,灿烂辉煌。但是不能用多家的,多家的思想就分歧了,不能够建立共识。所以在诸子里头选一家、选一种,做为国家教化人民的一个依靠、一个遵循的东西。最后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用孔孟学说,汉武帝接受了。所以从汉一直到满清都用儒家的学说,做为国家教育的宗旨。二千多年,确实成就非常可观。
民国以来,儒就废除了,就没有了,我们采取西方人的教育理念,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宗旨,演变成今天的社会形态。古人说,道失了之后有德,德失了之后有仁,仁失掉之后有义,义失掉之后有礼,现在礼也没有了,礼失掉了。古德有个总结,礼要失掉之后,社会就大乱,天下就动乱。果然没错,现在社会混乱。我们要恢复,怎么个恢复法?恢复不是短时间的,也要逐渐的往后退,首先把礼找出来,然后从礼再提升到义,再提升到仁,再提升到德,最后回归到道,这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的时间大概是一万年,一个循环。所以这个世界真正再回归到大同,以道德治天下,应该至少是三千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看不到。
佛法不例外,全都要靠教育。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跟我讲过很多遍,佛法确确实实在中国,全世界的佛法中心在中国,中国现在不学了。中国最近这二千年,佛教传到中国,出的人才可不少,高僧大德。他们的成就,虽然没有达到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但是声闻、缘觉、菩萨肯定达到。而且佛教到中国,在唐朝,百丈、马祖禅宗第八代,就是六祖惠能大师的徒孙,掀起了一场重要的革命,那就是把世尊当年在世私塾教学整顿成为制度化,就像现在讲大学,正式变成大学了,中国叫丛林就是现在叫大学。它的组织、它的结构跟现在学校没有两样;课程的编排、学习的方法跟现在不一样,它有它独特的方法,真正能够教育成人才。丛林的主席就是校长,叫大学校长,也称方丈,也称住持;首座和尚是教务长,管教学的;维那是训导长;监院是总务长,名称不一样,执事、职责完全相同。
中国丛林制度是在唐朝中叶,出了很多人才,现在都没有了。现在寺院里头还有这些名称,但是具体的执事没有了。首座只是一个很尊重高的一个地位,仅次於方丈的一个高阶层的地位,教学没有了;维那只有在殿堂里面指挥佛事,实际上的训导也没有了;监院是总务,这个还有。所以学校不见了,看不到佛法教学的内容。佛法丛林是学校,把佛法回归到教育,中国人做得最成功,也做得最好、最有成就。这桩事情可惜在清朝中叶之后,嘉庆以后慢慢就衰了,到了咸丰、同治、光绪逐渐就衰没了,民国年间看不到了。今天我们常常想到古人的教诲,李老师常说:「不怕没有庙,只怕没有道」。寺院庵堂的建立,现在有钱就能做,不难!难在到哪个地方去找真正有修道的人?就真正修行的人没有了,真正讲课的人没有了,这个问题严重!
李老师晚年的时候,他知道培养弘法人才的重要,七十岁那个年代,我没有到台中之前,应该是六十七、八岁的时候,他开始培养一班年轻人。不是讲经,讲演,做得很成功,大概做了五年。以后再提升,正式莲社里头开个班,经学班,培养讲经的人才。我到台中去的时候,他这个班刚刚开始。老师告诉我,因为过去他很重视女孩子,女孩子聪明,学得很快,费了好多年的时间把她们培养出来,这一培养出来之后讲了几天,女孩子结婚了,一结婚之后就不再来了,那几年心血都白花了。所以以后目标转过来,男生重要,比女生要紧。李老师吃了这个亏,他觉悟了。可是经学班也只开办了两年,真正学的没有人,因为它是居士道场,每个人都有家庭、有事业,所以是附带的学习,不能专心来学。我那个时候是一个人到台中去亲近他老人家,我是专心学的。我也在莲社做义工,分配我的工作,每天工作也要八个小时,但是我每天至少我有四个小时来研究经教。年轻的时候体力好、精神足,每天晚上睡眠五个小时足够了,这要本钱,要没有这个本钱不行。要有体力、要有精神、要真干,你才能学到东西。这种人难找,太难找了!所以老师告诉我,学生找个好老师难,可遇不可求;老师找一个学生,能够传道的学生更难!比登天还难,到哪里去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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