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晕去後,便由我代替她陪在父亲旁边。父亲的神识非常清楚,我向他说了很多话,他彷佛在听著,又彷佛无反应,我就说:“您叫我……”他就以极轻微含糊的声音叫我的绰号,这是父女间亲腻的称呼,我很高兴的向他保证:“您很快就会好的,没有关系,我愿意侍候您一辈子,只要您活下去!” 这时,只见他脸上变了色,急急的把手伸出来,只有姆指和小指伸出,握拳成一个“六”字,我不了解“六”是什麽意义?在亲友中没有排行“六”的,我想不出任何有与“六”字有关联的人和物,所以一再的问“六”什么,我父亲便含糊的说:“笨!笨!”依旧一再的伸手作“六”。 从我母亲晕倒,闹到现在,差不多是清晨四、五点钟了,他不再说什麽,只是连连的叹气。 那时,我们住在青岛,青岛有很多的教堂,那天,正是圣诞节——十二月廿五日,早上六点锺,全市的教堂敲钟,庆祝圣诞,正在百锺齐呜的时候,我父亲叹了一口长长的气,就过去了。 那时才知道,他要预告我的是要我知道早上六点钟,他就要走了。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神秘经验。 一个中风的人,眼睛已看不见了,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的神识却能那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正确死期。这件事情,一直使我不能了解。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可以常理解释的事情。 重担一肩挑 等到父亲过世以後,突然间,我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小姐生活,开始要肩负起很多麻烦的事——照料母亲和弟妹、料理债务、扶榇回北平、安葬、定居。当时弟弟妹妹们都小,我自己也还没有中学毕业,突然间,我长大了。 这时,我深深体会到友谊的可贵,朋友的帮忙太大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完成了大学学业,使母亲安享她的馀年,这全都是靠了朋友的帮忙与协助。这些朋友,知道我父亲身後萧条情形後,他们凑足一笔基金,作为我们兄弟姊妹们的教育费,这一点,我是一生都感激的,譬如王云五先生在上海写信来吊唁并寄来五百元,在那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年後,北大通知我们、.如果在最後一年还不回到大後方的联大,就不发给我们北大的文凭。於是,我们准备到大後方去,但是家人不准孤男寡女结伴同行,必须结婚後才能走,所以,在仓促之间,我们就结了婚,婚後七天就离开了北平,扮成新婚夫妇到天津去蜜月旅行,然後从租界上船经过香港、安南,这样的到了大後方。 外交生涯 毕业後,田先生进了外交部,我进了中国农民银行。 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後,我们被派往芝加哥做副领事,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从此我也再没有见过我的家人。後来政府迁都南京,一直到迁都到台北,我们都是在海外,国外一住就十三年。 在这十三年中,我们走了很多国家,可以说那个生活就像转陀螺一样。我算计一下,大约每三年大搬一次家。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随时都作搬家的准备,每逢到了一个新地方,刚刚把人弄熟了,和当地的政府与侨团也熟识了,便又要开始调到另一个新的国家去。 就足这样的搬家、安家、联络、交际、环境才摸熟,一级命令下来,又得收拾行李走路。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