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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杨岐的再传荣嗣法演禅师，曾潇洒地说过：“劫火洞然毫末尽。青山依旧白云中。”但某日也有位提刑前来，他便上堂煞有介事地说法道：“兵随印转将逐符行。大权菩萨覆护众生。相顺者善言诱谕。凶顽者枷棒纵横。中间有个没量大汉。金锁玄关留不住。圣凡位里莫能收。”马屁拍到这份上，亏他想得出来。 法师照例应该是澄心息妄、身外无物的典范，就连佛祖都旗帜鲜明地做一个要饭的。中国禅可以有中国特色，但其妥协，也只是和人生的粗重属性做最低限度的妥协。比如四祖道信谈到双峰坐禅法门时说：“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疗饥疮，即闭门坐。”吃饭是没奈何的事情，自力更生种上点田比靠天吃饭稳定，不过仍要清醒地把食欲看成是四大的一种病态，快点解决了，好去坐禅。法演禅师就不然了： 演祖自海会迁东山。太平佛鉴。龙门佛眼。二人诣山头省觐。……祖问佛鉴。舒州熟否。对曰熟。祖曰。太平熟否。对曰熟。祖曰。诸庄共收稻多少。佛鉴筹虑间。祖正色厉声曰。汝滥为一寺之主。事无巨细悉要究心。常住岁计。一众所系。汝犹罔知。其它细务不言可见。 会计田账、各庄收成，而不是修行心得，成为考问弟子的新内容。禅师们做了地主后虽然还自诩胸中一尘不立，却原来心中已经修了仓库，一切现成了这些许稻米。 至于明末清初，临济宗汉月法藏与密云圆悟两系争法统正宗、最后由雍正皇帝亲自挥舞大棒拣魔辨异，木陈道忞从明“遗民”到清“国师”摇身转变，以及与同门玉林通琇在顺治皇帝跟前的争风吃醋等公案已经具载于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名著《清初僧诤记》之中，此处不再赘述。一言以蔽之，禅门末流的种种混世丑态令我对他们所讲的禅法彻底失去了信心。 读者看完这里，当谓我如九斤老太，满嘴全是已成滥调的“今不如昔”。实则我意不在此，终究还是忍不住发议论。 我以为，佛法虽是出世间法，实未能不受世间影响者。尤其在中国，学佛法，与其说是为了堪破世间无我真相，臻于大道涅磐的境界，不如说是获得一种处世的态度，应对身外纷纭变化的环境，内心从容安详地生存下去。禅，在乱世应运而生，提供的不是乐死往生的解决方法，而是安心求生之道。 唐以前世乱纷纭，人民流离失所，乱世若要在庙堂上依附帝王权臣存身，既得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也往往难逃一代而衰、法嗣不昌的命运。故而反其道行之，入深山老林，即是修心，也是避祸。 则天后各类佛教义学的第一击就是安史之乱，第二击则是武宗灭佛。禅宗反而兴旺了。待到藩镇割据的格局已定，既有某些坚定的禅者走向更远的荒野，也酝酿了例如临济义玄、玄沙师备等禅师依附当权者偏安的新生活方式。 大宋一统天下，檀渊盟后，几十年休养生息，禅者终竟连幽静的世外之地也难以觅到了。禅在太平时节，要么逐渐堕落成统治者的玩物，要么只有衰微一途。表面上是禅宗热在士大夫阶级中花开遍地，真正的禅者却再也难以寻觅，反而是大量的士人不混官场就混丛林，不过是多开辟了一条求名求利的途路罢了。 他们的禅机酬对更加繁复精致，他们的门庭施舍更加标新立异，他们一开口，也更加超绝今古，但培养出来的，只是些口头禅的强迫症患者。“相逢尽道不如去，林下何曾见一人。” 风尘澒洞，朝代更替。合上案头成叠的灯录之际，我看到禅者的身影在一片喧嚣中默然退席。离去的还有我们澄净的心、无忧的笑、对世界背后一些永恒事物的追慕，对人本性中那颗至善种子的确信。禅还需要复兴吗？禅还能够复兴吗？若是复兴，该复兴什么样的禅？ 在一片净土佛号声中，我不置可否。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