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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所倡以言启悟，或以言示悟，这“言”，就不全是逻辑思维用的那种内涵和外延都十分明确的概念，而是古代哲人所谓的“言不尽意”的言。“达摩西来意”可以用经律论三藏千百万言的解说，因而不能脱离语言文字，但任何名句文身都不足以充分表达。禅语扩大了这种言与意的矛盾，赋与语言以形象性和模糊性，于平淡粗俗中显深邃，在严峻冷峭处见热切，所以往往难以从字面上琢磨，但却奈人咀嚼，回味颇多。禅宗用语之美，及其工于表达那种说不清的思想和带有浓厚情感色调的意念，将中国语言推向一种艺术化的境地，成为唐宋以来艺术语言的重要来源。如果说，作为一种文体的诗词，不是直接受禅语的影响，至少二者是相互推动的。 “象”可通指任何形象和表象，包括“势”在内，也可以特指卦象。但与《周易》对“象”的释文全然不同。以“象”表悟，不受定义的限制，不遵辩证规律的拘束。“象”只是“悟”的工具，而不是目的，这与语言一样。“得意忘象”，而不能误象为意；以指指月，不能执指为月。因此“象”作为“意”之无限丰富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同样具有直观的模糊性，不能就象论象。直观模糊，在文艺上是蒙眬，我们在中国的绘画和书法中也可以发现。中国画向写意的方向发展，工笔也没有达到西方写实的程度，这与禅可能是同类的趋向。 “境”也是如此。禅宗所指谓的“境”，都是心之所造。任何外竟也都要给以观念的、或感情的烙印、当成自我意识的影像。于是天地万物都在禅的面前变色变味，成为禅的特种表象。中国文人讲究“境界”，来源于佛教，其实所指即是禅宗这种将客观融会于主观所达到的一种心理状态。将自然万物拟人化，创造“境界”，大约从南北朝开始就成了文学艺术遵循的一条道路了。 因此，禅宗的禅，核心是“心”。此“心”在佛教称为佛性、如来藏、真如、觉，其功能归结为智，为知，为悟，它的宗教化为不灭的“神”文艺上称性灵、灵性、悟性。由此开拓的一切禅行，都是内向的，连自然界也作为自心的伸展，是自我意识和情感的综合表露。这种思维方式，是独特的，既不同于一般的形象思维，更不同于逻辑思维，而与中国古代的文艺思维属同一种类型，可以叫作禅─文艺思维，诚然带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它同科学思维可以并行不悖，但性质和功能却完全不同。它是在特定时代、特定阶层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自有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而不能代表中国古代思维的全部形式。理性、逻辑，始终是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主流。 事实上禅也有自身的理性传统。历代禅宗诸家与当权的统治者，大都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他们已经取得的身份和精神境界，不可能不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从总体上说，禅宗从来没有忘记政治。就禅众的切身遭遇看，或许比其它社会群体更加敏感，而禅往往也就成了反映社会变动的一种触角和特殊的表现方式。对政治的冷淡和炽热的奇妙结合，到两宋发展成为程度不同的爱国情结，禅更变为呵风呵雨，嘻笑怒骂，直泄胸臆的渠道。元、明、清的禅宗，主要活跃在战乱不宁、改朝换代之际，推动他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前朝遗民和爱国者，他们同眼前的执政集团冷然相对，取不合作态度，遂令唐宋禅风得到延续。这种禅风，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和维系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重情操的品格。在不言是非、不问善意的无分别境界中，对是非、善恶反应的强烈，有时甚于常人。这又是我们对禅宗之禅必须另眼看待的一面。 (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