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禅众与流动僧团的社会成因大体相同，在吸收流民、扩展思度方面，依旧为官方所忌惮；其仍以“禅”为旗号，和对“禅”的别解，也依旧为官寺的住持法师和律师所不齿。因此，这两类禅众在思想情绪上具有许多共同特点，最鲜明的是清蔑经教义学和戒律仪轨，不提倡偶像崇拜，认为众生悉有佛性，自我一切具足，关键在于自悟，不必拘于言行和静坐等形式。由此形成一种强烈的批判风气，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反对任何束缚，成为正统佛教的反对派和异端。但相对而言，游动禅僧的批判，多表现为消极的抗议和不满；定居禅众的批判，不但达到了彻底的程度，而且有了自己全新的正面建树。

第一，聚居于山区的禅众，以自给性农垦为经济基础，劳动成为禅众的第一要务，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僧侣靠国家供养和民众布施的寄生式生活方式，为自我具足、自我完满的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实现的物质条件。这种由众居自给组织起来的群体，逐步制度化，到了怀海的《禅斗规式》而完善。概括起来，就是财产公有，消费均等，没有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其中“上下均力”、人际“平等”是这种群体的生命线。

这种生活方式反映于禅，使禅的观念和修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东山法门”即以“作坐”并重，“静乱无二”为特色，也就是把“作”和“乱”─主要是劳动引进入禅，改变了“禅”的基本性质。到了中唐，被禅僧大众欣然奉行的“三宝”，由“佛、法、僧”，更改为“禾、麦、豆”，所谓“佛性”，成了“人性”。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现实的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就成了禅的最高境界。

第二，由逃亡性的流动，到安定的山居，是对社会苦难和烦恼的一种解脱；向自然人生的回归，也就是对世间名利的淡化；对自然美的发现，开拓了对自然自身的感受和欣赏。这种精神生活中的重大转变，在东晋之遁的诗文中，已经有了相当的反映，但只有到了禅宗才达到普遍和完善的程度。近乎原始粗仆的劳作和仅能疗饥的饭食，就曾作为审美的禅境被记载过。而大自然直接提供的境界和灵感，给予的感受和灵性，悠然超然，不但与经典禅法中那种与烦恼、名相苦苦争斗的心地回然不同，而且也与禅定获得的身心愉悦和神异体验大异其趣。禅的观念和境界，由此而延伸到了自然界，接受自然界的陶冶。天真自然，纵情任性，作为虚伪矫饰、名教礼法的对立面，也就成了禅的另一种追求。

第三，武则天肯定东山法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政策性决定。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游僧失控的问题，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变成了安定因素；把消极的寄生群，变成了积极的生产群，同时大大缓解了由于政治冲突给社会可能带来的对抗和破坏，于是，禅宗吸收社会各阶层的失意者或败落者，就得到了统治集团的默许，并即以其山居，形成对社会的疏远、冷化和静化种种炽热的骚动。由此引发的直接反响，是官僚士大夫的参禅，并逐渐成风。他们的参禅，在于政治的自保，精神的自慰，性情的修养，胸怀的抒发，情绪的渲泄，令禅愈益带上这类闻人的风貌。同时反转过来又构成文人性格中的一个方向，渗透到哲学、文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

三、禅宗的“禅”是一种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

“禅”经过禅宗的洗礼，实现了一种革命性变革，原始面貌全非。其显著的变化大致有二：

(一)禅修的方式，由静坐扩大坐卧住行一切方面，举手投足，瞬目转睛，无不是禅，从而将日常生活全部禅化。近自待人接物，一草一木，大到国家天下世界，都被赋予了禅的意义。这是一种禅的泛化现象，其结果之一，是贬斥以至取消了禅之作为特殊宗教修持的基本性能。

(二)禅的最高目的，从“证”改造为“悟”。“证”是一种非语言概念的认识活动，据说是契合佛教真谛，达到“觉悟”的决定性一步。它只有在禅思中才能实现，所以“证”也是典型的禅思维。近人把它诠释得深不可测，连一些西方学者也被搞得颠颠倒倒。其实它相当于因明中的“现量”，属目下有争议的那种直觉或直观的认识。“觉悟”，或简称“觉”，或单称“悟”，是佛教崇尚的最高智慧。佛教的理想人物是“佛”，“佛”即是觉者或悟者的音译。禅宗把禅对“证”的追求，改换为对“悟”的追求，或将“心性”直接归结为“觉”，都含有超越“证”，或勿须“证”的意思。因为在禅宗看来，“悟”有多途，所在皆是，固不必用“证”以拘束于心。总括起来，禅宗开辟的“悟”径可分为三类。

其一是语言文字。禅宗提倡“不立文字”，是因为它主张“不拘文字”，但不是取消文字。神会树南倒北，即以“言下便悟”对抗北宋的“摄心求证”。这一倾向反映到了《坛经》上，为唐后禅家所共许。其结果是传灯语录满天下，语录更胜于传灯之真，到了两宋，一发不可收拾，“看话禅”和“文字禅”席卷丛林，诗文并盛，评唱兼作，波及大批大批士人，而“默照禅”被贬斥和挤兑到几乎无地可容。

第二，“势”与“象”。“势”，指形体动作，从挤眉弄眼，到手打脚踢；从提仗舞棒，到拉弓虚射，都属于这类性质。“象”，指图像，诸如画圆标点，运用卦象皆是。二者既可以用于启悟学人，也可以表达悟否的手段。“势”，往往表现为举止乖张，半是游戏，半是戏谑；至于河北赵州从谂和临济义玄，反映了极端困窘而不甘愿困窘的愤懑心情，遂形成棒喝之风，与呵佛骂祖一起，为禅悟之道平添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成分。“象”则发端于南方，广行于沩仰，多取华严宗的理事融通说，往往流入经院烦琐，但其以“象”表“意”的方法，却影响巨大。

第三，“境”。禅宗素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色，所谓从“心”得悟。但其哲学基础，是唯识、华严家的“三界唯心”、“唯识无境”，所以“境”也是开悟的法门。如果说中唐禅宗关于“黄华翠竹”即是“法身般若”的命题尚有争论，到了晚唐以后，无情有性则成了诸家的共识。道一说“触境皆如”，文偃称“总在这里”，延寿谓“是境作佛”，都是强调从“境”上得悟。大珠慧海分“势”为四种，“指境势”即为其一。由眼前的“这个”见性悟道，故称“触类是道”。这样，禅被泛化到了一切对象，贯彻到了一切生活，从而升华为一种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以及由此带来情感上的渲泄和抒发。

不论是流民还是失意文士，广义上说，都是社会失衡或社会动荡的产物。他们每个人各有不同寻常的经历，对社会自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在当时，对生的苦涩与对各教的厌恶，当是最普遍的感受，由此形成的人生体验，几乎会天然地接近佛教关于“无常”、“不真”和“幻灭”的观念。人生的理想，唯一的现实可能是寄托于精神，于是佛教禅定中想象的超脱、独立和自由，就成了创造主观境界的主要趋向。将这类人生体验和主观意境凝聚为禅，用以指导生活，那就完成一种人格的塑造，一种精神世界和情境的塑造。这从禅之对于唐宋以来文风的影响，可见一斑。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