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融合来讲,天台与禅宗的对立是次要的。禅宗的“教外”,并非指佛教之外,而是说不要执著于文字、语言。天台宗虽以教门自相矜持,但也看到了语言、文字在诠说真理的同时也有遮蔽真理的可能,因而主张第一义不可说,凡有所说,皆是方便等,这与禅宗基本上是一致的。禅宗于世间而出世间的主张,与天台宗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圆教义理也没有多少差别。天台僧人的相率入禅并很快获得禅宗祖师的印可,表明禅宗的兴盛是中国佛教的大势所趋,也表明天台与禅宗在智慧境界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这本身就是两宗融合的一种重要方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融合越来越明显,并且受到两宗的认可。 三、以禅扶教与以教益禅 中唐以降,禅宗迅速普及全国,天台宗局于东南一隅。会昌法难,两宗都受到沉重打击,元气大伤。其后禅宗有所恢复,勉强能维持其未坠之余绪。天台宗则典籍零落,寺产板荡,虽不绝如缕,也不过仅足传承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的两宗融合,颇有些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意味。 藉禅宗之助,天台宗教典才得以复归。会昌灭佛,不仅拆毁寺院、还俗僧人、抄没庙产,而且还焚烧经籍。禅宗自居教外,不重经籍,徒众一集,稍事修缮,即可开法,于恢复为易。天台宗之寺、产、塔、像,相对易复。而天台宗判释教相,几乎涉及一大教藏,智者之著述,湛然之注疏,部帙均极浩繁,在当时条件下,平时保护已属不易,一经劫火,再要恢复,几属不可能之事。朝鲜虽有留学僧人抄去的复件,但在五代烽烟战警之中,以天台宗之力,也只有望洋兴叹而已。钱氏立国吴越,境内粗安,尊崇佛教,以禅宗云门宗的德韶禅师为国师。在德韶国师的劝请下,吴越王钱俶发书遣使,朝鲜遣谛观报聘,天台一宗教典得以复见于汉土。可以说,正是由于禅宗的扶持,才使北宋初年知礼等人复兴天台教观成为可能。 禅宗之所以能自居教外,实得益于义学的兴盛。教下诸宗的衰落,对于禅宗的发展,无异于釜底抽薪。佛教义理从社会生活和日常语言中的撤出,使一般的佛教知识与人们发生了隔膜,轻视经教的传统在真正没有经教的时代里不可避免地走上狂禅末流。晚唐以至北宋之初的禅宗高僧深惩其弊,开始自觉、主动、积极地取益于经教,以保证本宗不脱离佛教的轨道并为其发展厚殖根本。如圭峰宗密著《禅源诸诠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永明延寿著《宗镜录》、《万善同归集》,契嵩著《传法正宗记》等,莫不广引佛语及天台、华严等宗法言,希图摆脱狂禅泛滥的积弊,从振兴经教入手,从而使宗门的发展走上康庄大道。客观地讲,禅宗“心性清净”的预设、“顿悟成佛”的主张与华严宗的“一真法界”、“事事无碍”有更多的相契,所以其取益教下也多以华严义学为主,但天台义理于其间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则是不争的事实。 天台宗在禅宗的扶持下得以存续,禅宗从天台宗教理中获取教益,天台与禅宗的化区重叠,两家极易形成水乳交融的关系。至志磐撰《佛祖统纪》,则说:“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观心之妙旨也,谓之教外别传者,岂果外此为教哉!诚由此道以心为宗,离言说相,故强为此谈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览教照心耶?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耶?为同此宗,撰达摩禅宗志。”(志磐《佛祖统纪》卷29)充分体现了天台宗僧人对禅宗所怀有的亲切而诚挚的心情,代表着天台宗内部对禅宗的一般看法。(信息来源:摘自《觉群季刊》) 编辑: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