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彻底结束那天，我和爸爸拎着包走出校门，该走的都走了，没有什么泪洒长亭的相送，对于离情我也早都麻木。门口碰到我大学里最好的朋友，日语系的晓晓和她那有妇之夫的男友。晓晓以很高的成绩考到了本系的研究生，继续留在这个校园里，她的男友是北大历史系的大龄博士，夫人远在天边，他们可以在象牙塔里明目张胆地发展爱情。

我淡淡地笑，冲他们说了“再见”。

晓晓后来在信中说，她的男朋友说，杨变得更美了。

1992年七月，我成为呼和浩特一家外贸公司的俄文翻译。离开我东北的那个小家远行那天，这个家的不肖子大弟酒醉与人冲突被打断了胳膊送回家，父亲给他跪下来叫他“爹”，大弟哭着喊着要去死，我泪人一样地上了火车，唯一的安慰是贴身的包里那封来自初恋的信，他说：“大学期间，能够认识你，从相识到相知，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你是一个多么超凡脱俗的女孩子，在你身上，我看到了那么多的真诚和才华，你热爱写作，这需要更多生活的历练，我相信你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在从他那里得到那么多的冷遇之后，我收到这封告别的信，如同挨了打骂后又得了颗糖果的孩子，拼命用嘴角的那点甜来滋润内心里满满的酸。

到达呼市时天正下着雨，混乱不堪的车站，肮脏拥挤的人流，我夹在其中，疲惫忧郁得象一片落叶，一团迷雾。

在那座别人的城市里，我是外贸大楼中醒目的一位看着天花板走进走出的高傲的女子。我的高傲完全来自我关于未来的想象。对于这个大楼来说，最低最贱的人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而我则一无是处，但对于整个世界，作为未来的一名伟大作家，我难道不是比整个大楼的人加起来都更有用吗？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