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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此写作令其他的人更了解另一种台湾佛教人物的生命形态，因为台湾佛教的苦修人物，促使我们在了解台湾佛教史更加的圆满，圆因法师淡泊名利，刻苦俭朴，恒示人以老实修持为道。师平生最推崇印光大师，效其不收徒众，不主寺刹之风，惟以写字与人结缘。其清纯恬淡、孤高耿介之风范，他很注重我们能够吃素当然很好，但吃素只是消极地不再造新的杀业，不再积欠新的杀债而已。但累劫多生以来，我们所造的旧的杀业，所欠的旧的杀债早已不可胜数，还是要偿还的，还是有因果报应的。而放生则是积极地还债，救赎生命，偿还以前我们所欠无数的杀债[112]。也就是说他与别人不同的是认为吃素和放生要并行，才能相得益彰。若只吃素不放生，未偿还杀债还是未消除业障；若只放生而不吃素，也正如再积累业障，都未圆满。 笔者做此研究常用同理心去看待众生，就能知道，放生的目的是为启发增长放生者的慈悲心和对众生的救济心，至于被放的众生，也有它们自己的祸福因果和因缘。若在放生时，没有存心让它们重遭罗网而受刀俎之苦，且开示被放的众生，若是佛教式的放生则必为其说三皈、讲佛法。发愿回向，它们能脱离异类身，转生为人，上升天界，往生净土，发菩提心，广度众生，早成佛道。 至于放生如何能更圆满，则须将放生的价值观落实于日常生活中呢？有二点意见：一、呼吁政府应起带头作用，以具体的、标准的公开行动，强调对生态环保的关怀，以做模范使宗教团体效之，最好有专业人士指导，才不会放生等于放死之敝。二、将放生、保育、护生运动广泛的展开。此举可赖佛教徒的推动，因为佛教是一个很注重物命的慈悲宗教。 世上的事是没有绝对的，只要有‘益’，则它必也有‘弊’的一面，这永远是无法圆满的。其实不论放生有多少缺失，笔者还是支持放生的。因为在佛教里必须各各分工合作，就如同八大宗派一样，每个宗派都应予以支持、赞叹。而不是各个独立门户，一人一宗，大家都说它自己是最好的。其实这不就是在毁灭自己佛教吗？笔者所要说的是：在佛教里需要有人专门讲经说法；要有人专门做拜忏超度法事；要有人专门做人间福利事业(如慈济功德会)；要有人专门教修行法门；要有人专门做‘护生’；要有人专门做‘放生’；要有人专门弘禅宗、弘密宗、律宗、净宗……等，这样才能将佛教发扬光大。并不是：讲经者去批评毁谤做法会者；做法会者也排斥讲经者不礼忏、超度；从事福利者又嫌讲经者‘不落实人间福利’；‘护生’的反而毁谤‘放生’的人；‘放生’的又说‘护生’没有比‘放生’好……等等。这都是不了解佛法的人。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为佛弟子的我们应该‘门门尊敬’、‘门门赞叹’(不是叫你门门都修)，大家分工合作，八宗共扬才对。关于对其他教派的看法，圆因法师也都不会批评，是一个很知因果的老和尚，他躬身力行，并知道现代人忙碌其茅蓬扎记，就是节录一些善知识的语录，高僧大德的开示，内容精要就简，读来容易，自然而然成为现代佛子所欢迎。圆因师除了谆谆教示外并躬身力行，数十年如一日。老人家的神态蔼然，令人乐于亲近。最后笔者对其写作这个小动作做两点说明 其一：所有的稿纸全部是一张张的日历纸，这一叠泛黄、卷曲有皱折的纸，却蕴藏著宇宙人生至宝，每张日历纸正反两面，以及印日期的油墨处，也充满密密麻麻的字迹，也就是说一张纸的完成需要很多的过程与细节，所以法师在生活中的每一细节都很惜福。法师从小就练书法，不论毛笔或铅笔，写的字依然正整秀丽。 这样惜福的人，其出身如何？是出生在富贵的官家子弟，住在华丽的大屋，在生活品质中享有锦衣美食又有下人服侍，兄弟俩都是父母中的宝贝(中国人重男轻女，尤以官宦之家更甚)，如此惜福岂只是难能可贵，简直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想法师也是效法世尊出家托钵，说法利生，放弃名利，以法的精神为依止。 其二、所有的手札凡提到与佛有关的，一律空一格表示恭敬，这也是书中看不到的。若从那堆泛黄的日历纸来说，在一般人眼中只是一堆垃圾，何况只是信手随笔写写，又不是做文章，更没有出书的念头，何必如此认真，这些写作只是对事有感而发随便写写，但是法师不但照样恭敬三实，更以身、口、意来恭敬[113]。过去净宗十三祖印光大师也曾云：‘佛法在恭敬中求。’而此老和尚更是完全的呈现出来，宛如一本活辞典。 参考资料 (明)释袾宏撰，《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台北：法光，1998。 (清)江永(慎斋)撰，《放生杀生现报录》，台北：佛教出版社，1976。 丁敏，〈当代台湾佛教僧侣传记研究：意义、视角与方法之省思〉，《第三届台湾当代佛教发展研讨会论文集》，3(2002)，页53—71。 于君方，〈戒杀与放生-中国佛教对于生态问题的贡献〉，《从传统到现代——佛教伦理与现代社会》，(1990)，页137—144。 中元村等著，余万居译，《中国佛教发展史》，台北︰天华出版社，1993。 方美玲，〈佛教现代化之刍议〉，圆觉文教，第二届佛学与科学研讨会论文集，(1992)，页177—189。 王景琳著，《中国古代僧尼生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王顺民，〈当代台湾佛教变迁之考察〉，《中华佛学学报》，8(1995.07)，页315—342。 王顺民，〈还原宗教‘人文主义’的面目〉，《当代》，85(1993)，页138—140。 印光法师，《印光大师文钞选读》，台中：明伦社，1999。 印光法师，《印祖文钞选读》(上册、下册、续编两册)，台中：明伦社，1999。 印顺，《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台北：正闻出版社，1989。 江灿腾，〈站在台湾佛教变迁点上的慈航法师(一)〉，《当代》，59(1993)，页46—57。 江灿腾，〈从道安法师兴建松山寺的动机看逃难僧人的教育理想与心理适应〉，《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台北：新文丰，1990，页173—192。 江灿腾，《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台北︰南天书局，1997。 江灿腾，《台湾佛教文化的新动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吴汝钧，〈《般若经》的空义及其表现逻辑〉，《华冈佛学学报》，8(1985)，页237—256。 吴汝钧，梁万如，〈《金刚经》研究〉，《圆光佛学学报》，1(1993)，页3—48。 李钦贤，〈从太子、天皇到高僧、武将——日本肖像画大观〉，《美育》99(1998)，页39—48 沈明进，《禅境普耀》，台北：新文丰，1995。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