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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dai[64] 王子 –的 令旨 –他的 在於 寫了 –我 梵 回鶻 藏 漢 漢 「於至正十年虎年六月初四，三魯古塵城的僕人─我─後學薩里都統，以阿速歹王子的令旨，我寫了。(梵、回鶻、藏、漢、漢) 善哉！」這回鶻文題跋寫上元順帝至正年號，阿速歹王子的命令稱為“令旨”，緊緊跟隨元朝中央集權的體例，可見回鶻僧團與元朝的緊密關係。而題跋結尾用梵、回鶻、藏、漢這四種語言寫上“善哉”，卻沒有蒙古文。參考德國收藏編號T III M 299.3的佛教手抄本跋文殘片，殘存了一行回鶻文及其後的四行蒙古文：[65] 回鶻文 yïγmïš atlγ nom tükädi sadu sadu bolžun 收集[不定] 有名的 經 完結了 善哉 善哉 是 –讓 蒙古文 yi 乙 qonin jil tabun sar-a-yin arban qoyar-a 羊 年[66] 五 月 -的 十 二 -於 bičibe ene buyan -tur … 寫了 這 報施之福德 -在 這題跋的回鶻文跟蒙古文的字體粗幼、端正或行草都並不相同，暗示了這篇佛經是用回鶻文抄寫佛經完畢，其後才再用蒙古文寫上有日期的發願文。這應是一名蒙古人為了祈福及對佛教的虔眨澲艘幻畟H用回鶻文抄寫佛經，以求這抄經的功德buyan能為供養者帶來福果。[67] 概括而言，元朝的回鶻僧侶就是蒙古佛教的僧團，不論是在大都或偏遠的河西與高昌回鶻之地，無論是可汗、王族或非王族，做祈福佛事或抄寫翻譯佛經，回鶻僧侶都是蒙元佛教的主體。可想而知，回鶻佛教對崇佛的元朝之影響是如何巨大。這一點卻偏為Herbert Franke、David Farquhar、Pamela Crossley等學者所忽視，他們的論著只涉及西藏文及蒙古文的文獻，完全未有考慮回鶻文文獻，結果所作之結論就出現偏差。 現在再回看《重修文殊寺碑》的回鶻文本，當中稱呼成吉思汗為“菩薩、整個世界的統治者、轉輪王”，[68] 卻也同時稱呼元朝宗王喃忽里、喃答失父子為菩薩。[69] 碑文第15行更記載了喃答失心中的“轉輪王”： burqan nomïnga kirtgünčlig … bodistw täg nom tas tays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