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和尚：宗教型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特征
　　摘要：国家、社会、个人及其宗教信仰的关系，原是西方文明由中世纪转向近代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从而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流下了很深的痕迹，并促使这一问题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中国文明历史的独特性，导致了宗教问题的边缘性和政治实用性，无法直接表达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公共问题。然而，现代中国佛教的历史，依然是或深或浅地表现了比较突出的公共问题。在现代中国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之中，太虚和尚的宗教改革活动及其历史影响，可以为一典型。
　　关键词：宗教姓公共知识分子 太虚和尚 世俗化 现代中国
　　Monk Taixu: A Religious and Public Intellectual?
　　---On the temporal mark of Chinese Buddhism in modern China
　　By Li Xiangping and Xun Hongxia,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regard to the relations among state, society, individual, and religious belief, it had been an unavoidable issue encountered by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middle to the neoteric age, which left a deep imprint in the mainstream of western culture, and impelled it to become a public matter. Owing to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the issue of religion has always been marginalized and facilitated by practicality of politics, whereby religion could never be expressed as a public matter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However,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modern society, the issue of religion does in fact signify more or less an outstanding public matter. The reform movement led by Monk Tai Xu and its impact could be regarded as an instance representing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eligion being temporalized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Religious and Public Intellectuals; Monk Tai Xu; Temporalization; Modern China
　　这个问题及其论述，也许本身就表现出矛盾。
　　因为在现代社会世俗化或理性化过程之中，所谓的公共性大抵上与宗教无缘。但依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1]中给出的定义：公共知识分子，即是以公众为对象，就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公共问题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代历史的各个领域内，不乏此类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文化、社会乃至宗教等领域里的各种活动，均具一定程度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特征。著名的太虚和尚，就可以说是此类人物之一。
　　再者，“公共性”及其论题，作为一个具有阐释力量的概念工具，却可以促使我们去探讨一些重要问题，思考现代中国国家——社会的矛盾运动以及与此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变迁诸论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乃是因为国家、社会、个人及其宗教信仰的关系，原是西欧文明体系由中世纪转向近代过程中必然遭遇的问题，从而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理论中印有很深的痕迹，并促使这一问题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而传统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却导致了宗教问题的边缘性和实用性，无法直接表达为社会转型中的公共特征。
　　然而，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言，宗教问题又是现代社会中的大问题或大现象。所以，运用社会理论，分析现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是否具有宗教型公共知识分子或宗教型公共领域，并由此来考察现代社会建构中建制宗教的功能定位及其社会样式，考察现代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难题，无疑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本文将注重论述现代中国佛教的改革及其历史进程所表现出来的公共性问题。以太虚和尚为代表的现代佛教徒，作为宗教活动家，也颇具宗教型公共知识分子特征。尤其是太虚和尚以“三大革命”为中心的宗教改革活动及其历史影响，回应着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实质上便涉及现代中国之社会变迁、领域分割及其社会文化的公共性如何凸现等问题。
　　一、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性问题
　　现代中国的佛教变迁，事关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及其转型，事关文化信仰、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变革。涂抹有现代社会色彩的佛陀和菩萨，在找寻它的现代发展形式，但是，它又无法不在骨子里关心国事民瘼或民族的前途。与此同时，政治革命在现代中国急剧进行，往往对社会形成整体性的震撼，促使思想、文化、意识形态、宗教等层面，不得不发生相应的应求。承受着这一制约，现代中国佛教在二十世纪初年的社会走向，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社会革命所急需的角色和使命，一方面呈现着现代社会必备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由此而产生的世俗化特征。
　　中国宗教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国的宗教本质，并非彼岸天国、精神关怀的价值祈向，更主要是宗教道德教化功能如何发挥、王朝的政治要求如何体现的问题。在历代社会震荡中，中国宗教早已呈现的，并不是它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它的社会政治地位如何再次确立的问题。所以，中国宗教的世俗化进程，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时刻，往往表现为权力、意义或政治秩序危机以及相应的意义秩序危机。所以在新政权的重建中，其致力于的不仅仅是权力重组，同时还考虑意义秩序的再建。因此，时进现代，还是同样的历史拷贝，则导致现代社会里非常重要的社会分化原则，往往落空；政教分离的原则，无法体现。官方认可的制度宗教，依然是国家化或国家伦理化的宗教形式。
　　如果从世俗化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则可以发现中国佛教的现代变迁，常常不是英语“世俗化”的意义。英语“世俗”（secular）一词的拉丁语词根（saeculum），包涵着“时代”和“世界”的意义。希腊人倾向于将世界理解为场所、位置，希伯来人则从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世界，最后是希腊人妥协于希伯来人，将secular理解为一个变化的现实世界与一个永恒的宗教世界的对立。历经演变，其“世俗”一词，如下多层含义：
　　其一，世俗的过程，指人们脱离宗教的保护或控制，获得人性的自由的社会过程；
　　其二，人的注意力，从来世转向此世；
　　其三，社会与宗教分离，宗教退回自己的独立领域，成为个人的领域，获得内向的文化性格；社会过程非神圣化，社会、文化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人的行为由此建立在理性、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其真实内涵，在于祛魅或者理性化。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