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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ela K. Crossley： Crossley旨在討論清朝的乾隆皇帝如何將自己塑造成一切的“中心”、“起源點”。[13]Crossley略說了中原統治者如何利用佛教以強化國家統治，跟著就詳細地描寫“轉輪王”神話。Crossley說由於“轉輪王”是專為統治者而設的神話，因此比較“菩薩”更能吸引統治者。[14]Crossley認為薩迦派 (Sakya) 八思巴說的“二宗之門”──神聖及現世的兩個領域，能在統治者皈依佛教之後連結此二領域，令統治者更有效、更端正地統治；因此忽必烈才完全接納八思巴及藏傳佛教，並成為了相互依賴的“上師與轉輪王”(lama & cakravartin)。[15] 接著Crossley描述了明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 (Altan) 大興藏傳佛教格魯派 (dGe-lugs pa) 以後，蒙古部落仍舊維持古老的大黑天崇拜禮儀，並自覺此崇拜源自忽必烈與八思巴，是體現蒙古可汗的正統地位。而清朝自皇太極降服內蒙古後，大力推崇大黑天禮儀而表現自己是蒙古的大汗。[16]Crossley更指出Farquhar曾引述的乾隆文殊菩薩自畫像唐卡，畫中的乾隆左手執法輪 (skr. dharmacakra)，正是代表乾隆本身既是文殊菩薩又是轉輪王。[17] Herbert Franke的文章開創了新的學術眼光－－蒙元時代佛教與政治的緊密關係，指出蒙古人從小部落發展到大帝國之後需要新的手段來證明統治的合法性，並認為佛教的菩薩及轉輪王神話成為蒙元統治者的最佳選擇。Farquhar及Crossley的主旨是研究滿清統治者如何哂梅鸾套髡魏戏ㄐ裕麄儗γ稍鸾痰恼巫饔脕K無新的觀點，但他們試圖展示佛教與政治合法性之間、從元代直到明代清代存在了一個長久且深刻的傳統。也因此，學界普遍認為“文殊菩薩”及“轉輪王”神話是蒙元君主所依賴及證明自身帝國統治的權威所在。 然而，以上的研究使用了大量16世紀 (明代中後期) 的蒙古文獻與傳統。用16世紀的資料來引證元代 (13至14世紀) 可汗的合法性，本來就不夠嚴緊。尤其是俺答汗 (Altan Qan阿勒坦汗, 1507~1582) 大興佛教之後，佛教深入蒙古各角落，此時蒙古的政治與佛教關係密不可分。[18]16世紀的蒙古是各部分立、互不統屬，跟元朝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差別極大，他們統治者的合法性自然不會相同。然而，就算撇除非元代的史料不談，單單分析元代那些部份就足以指出“佛教增加統治合法性”這理論不乎事實。 二、中原漢地並無佛教的政治傳統 Herbert Franke、David M. Farquhar及Pamela K. Crossley皆舉出南北朝及隋唐皇帝的「如來」、「菩薩」的稱呼，試圖證明中原漢地 (China Proper) 一直存在著佛教的政治傳統、君主都利用佛教令自己的統治更為正當。然而，他們只看到了皮相，完全不了解箇中真諦。其實那是中國傳統的讖諱之學，這種怪力亂神之說跟民間道教符籙融為一體，在南北朝達到了高峰。魏晉南北朝常有人使用道教神話、利用對讖諱符籙的迷信，煽動農民暴動。當時的民間道教宣傳太上老君 (老子) 將會化身“李弘”下凡，帶來太平世界。至東晉起就多次有人自稱“李弘”以蠱惑信徒造反作亂。[19]隋末民怨沸騰之時，坊間再次流傳「老君應世、李氏當王」之類的讖語。為此，隋煬帝就猜疑大臣李金才並殺其一族三十二人。[20] 此後，李密、李淵等反隋勢力都借重“李氏當王”來增加號召聲勢，方便了唐朝創業。[21] 這種民間迷信不但活躍於道教之內，更附身於佛教之中。它們以讖諱符籙為核心、包上佛教神話的外觀，同樣流傳於民間。當中最聞名的就是“彌勒菩薩降生成佛”的救世神話，首領們往往自稱是彌勒佛轉生，蠱惑老百姓作亂。[22] 其實這正好證明了讖諱之說在民間十分風行，有廣大民眾基礎。也是因為讖諱頗能鼓動民眾，南北朝隋唐的君主才會自稱“菩薩”。在此，是佛教的菩薩降生或是道教的老子／李弘出世，兩者並無分別，同樣是讖諱的核心，只是換上不同的外殼，新瓶舊酒。無論是帝王或是叛亂首領皆利用這種冠上道教或佛教的神話符籙作為政治號召。武則天篡唐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唐以道教神話作號召，自稱是老子“李耳”的後人；而且李淵建國之時已曾利用老子／李弘出世的神話。武則天為了篡唐，就利用了佛教神話的讖諱。武氏命人偽造《大雲經疏》，曲解《大雲經》及《寶雨經》中「彌勒菩薩下凡女身為王」就是指武則天。[23] 武氏所製的《大雲經疏》跟佛教哲理毫無關連，只是徹底一篇中國獨有的讖諱文章。[24] 武則天為了奪取唐朝帝位，就利用讖諱作扶助；是道教或佛教的驅殼也並無關係，只因李唐用了道教的老子傳說，武則天就轉用佛教的神話；而她用的偽佛經疏完全以讖諱及民間道教思維，跟佛教毫無關係。 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有其獨突時空背境與傳統，非宋金元可比。正如Stephen R. Bokenkamp所說，從東漢末年起圍繞著道教《太平經》的“太平世”歷史觀深深影響了魏晉南北朝的政治與社會，那時代社會上彌漫著“末世將至、大劫輪迴之期已到”的觀念；與其說是政治家營造利用讖諱去迷惑民眾，不如說是政治家順從了當時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25] 進入北宋以後，儒學復興並邁向革新的理學 (Neo-Confucianism)，人文精神冒升，讖諱之說經已退居次要地位，影響力大減。“末世思想”亦差不多消失不見了。但無論如何，既然南北朝隋唐君主所用的只是包裝佛教皮相的讖諱之學，那也證明了古代東亞並不存在一種故有的“佛教──政治合法性”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