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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对元大都城内佛寺建筑进行研究，对寺院的兴建沿革及主要活动进行梳理，确定各寺院的位置与基址范围，分析不同宗教以及佛教内部不同派系势力的大小如何在建筑分布与基址规模上得到体现，并对建筑平面布局进行复原研究，揭示建筑布局与藏、汉传统寺院格局的关系。 元世祖大力尊崇藏传佛教，对中原佛教中汉化最明显的禅宗一派加以贬抑，而宋末渐趋式微的其他佛教派别获得发展的契机，如律宗、华严宗、密宗等。各派别势力的此消彼长必然会反映到建筑分布上，大都城内大型寺院多为藏传佛教占据，其余各派在城内均有一席之地。寺院分布看似杂乱，实则遵循可达性原则，如以皇宫为圆心按15分钟步行距离为标准作同心圆，可以发现寺院分布在不同的圆区中，与皇家关系密切的寺院距皇宫更近。 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群规划布局通常采用平格网法，笔者通过研究发现元大都城市采用44步x50步的平格网，建筑群基址规模受这一格网控制。元大都的佛寺或在辽金寺院旧址上扩建，或为在营建大都城时新建，或由“舍宅为寺”而来，但其基址规模均受44步x50步的平格网控制。 本文将大都城内的佛寺分为两类，一类是建有供奉帝后御容的神御殿的皇家大型寺院，一类为不设神御殿的小型寺院，通过作图分析揭示大寺与小寺建筑基址规模的差异。皇家敕建的大型寺院规模宏大，建筑基址通常占十余个平格，而小型寺院基址通常由大都城居民捐献，因而仍符合“八亩一分”的住宅用地之制。 进而，本文通过文献对大都城主要寺院平面布局进行复原，如大圣寿万安寺、大承华普庆寺、大天寿万宁寺、大庆寿寺等，并与典型的藏传寺院与汉地寺院平面布局进行对比，认为大都城内的大型寺院虽多为藏僧占据，但其平面布局更多受汉地佛寺的影响，并融进元代宫廷建筑的因素，藏传佛寺的影响较少，仅体现在经堂、幡杆与塑像上。小型佛寺则基本沿袭汉地佛寺的布局，并有所创新，体现着元代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 关键词：敕建佛寺，分布特点，建筑模式，汉地佛教，藏传佛教 前言 蒙古统治者起自朔漠，凭武力征服的手段创建起一个横跨欧亚疆域空前广袤的庞大帝国，在这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的帝国里，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萨满教等。蒙古帝国时期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并不排斥或偏袒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皇室成员的宗教信仰异彩纷呈，[2]正如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所指出，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3]。 金元之际，由于成吉思汗对长春真人的宠信，道教全真派政治地位显赫一时，但随着在佛道辩论中的失败，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禅宗则由于万松行秀与海云印简的影响，在北方曾盛极一时。然自忽必烈始，藏传佛教受到空前的尊崇，地位远在其他宗派之上。忽必烈至元七年（1270）封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师，赐以玉印，并在大都设立宣政院，[4]令其统领天下佛教与吐蕃地区军政诸务。此后历代帝师都由萨迦派高僧担任，元帝登基前必须受帝师灌顶授戒，因此可以说“都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之弟子”，[5]践祚后都在大都城内与郊区修建佛寺，寺内设有供奉前朝帝后御容的神御殿。[6] 元大都敕建佛寺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陈高华《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对元大都皇家佛寺概况、寺院经济、寺院组织进行了论述，[7]日本学者大薮正哉《关于太禧宗禋院》论及元朝佛教盛事，对照《元史》“本纪”中的记载将元朝佛事整理列表，[8]中村淳《从元代法旨上所看到的历代帝师的住所——大都的花园大寺和大护国仁王寺》一文认为帝师在大都的居所是察必皇后为八思巴修建的大护国仁王寺，并进一步指出该寺为藏传佛教建筑形式，[9]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对敕建佛寺神御殿进行了论述，认为元大都沉浸在藏传密教的独特氛围中。[10]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照《元史》、《析津志》、《明一统志》、《日下旧闻考》等文献记载，逐一列出元大都敕建佛寺的名称、位置、建设时间等情况，对元大都敕建佛寺的分布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进一步对元大都敕建佛寺的建筑模式与平面布局特点进行探讨，揭示其中蒙、藏、汉三种因素的影响。囿于时间与学力，本文内容尚需进一步研究完善，暂此就教于各位方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