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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佛寺，不仅是沪上名刹，也是闻名于海内外的寺院。在遍布全国的名寺古刹中，玉佛寺的历史其实并不悠久。从首任住持慧根法师于清光绪八年（1882）创始，至今只有120年的历史。其间11任住持，艰难创业、苦心经营，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寺宇，一跃而成为全国著名的梵宇宝刹。玉佛寺百年来的制度建设是其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缘。 可以说注重制度建设是玉佛寺之传统家风。近代佛教改革先驱太虚大师曾于寺内驻锡，并圆寂于此。其佛教制度改革思想对玉佛寺的影响是巨大而久远的。震华法师为玉佛寺第六任住持，他提出的僧制整理问题与僧制推动问题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玉佛寺至第十任住持真禅法师时期，借改革开放后国家宗教政策之东风，得以中兴。真禅法师结合上海商业都市的具体特点，创造性地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 农禅并重制度在都市佛教中的定位。真禅法师，结合上海佛教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诠释“农禅并重”的内涵，认为对现代商业都市来说，“农”就是以商为主。玉佛寺在寺内设立素斋部、上客堂和法物流通处。不仅方便了香客和游人，也增加了寺庙的收入，为寺院的复建奠定了基础。 重视学戒制度。1981年以后，玉佛寺恢复佛事活动，常住增加到100多人，寺中及时恢复丛林组织制度。1982年夏，创办学戒堂，招收学员，剃度出家，传授佛门仪轨、日常课诵。1985年玉佛寺首次举行传戒活动，来自国内24个省市的600多名佛弟子受戒。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寺院刚批准恢复，真禅法师就定期举办佛经讲座。为使教团教育扩大规模、提高层次，1983年开办上海佛学院。1984年，在南市区慈修庵设立上海佛学院尼众班，其后，又在崇明县广福寺设立僧众班。十多年中，培养出200余名佛学人才。 注重文化建设制度。玉佛寺响应中国佛教协会关于“注重学术研究”的号召，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陆续出版了《玉佛丈室集》10集、《上海玉佛寺丛书》11种及《玉佛禅寺》画册两种、《玉佛禅寺建寺110周年纪念特辑》、《持松法师论著选集》与《纪念文集》、《应慈老法师圆寂三十周年纪念文集》等。 建立慈善弘法制度。真禅法师一贯热心佛教慈善公益事业，从1984年起，就向社会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进行捐赠，并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和“真禅学校”。1991年8月，全国各地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遭受严重水灾，真禅法师率领上海市佛教徒向灾区人民捐赠人民币100余万元，其中玉佛寺僧职人员捐赠70余万元，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捐款总数居全国各省市佛教协会之冠，受到中国佛教协会的表彰。 外事接待制度的建立。玉佛寺是恢复较早的寺院，还被作为上海十大景点推出，每年有数十万外宾、数百万游客来寺进香参观，此外开放以来还接待各国首脑约250余人次。承担如此重要的外事任务，玉佛寺的形象至关重要，真禅法师建立健全接待制度，并总结了“阿弥陀佛加友好”的接待原则，为玉佛寺的接待外事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信仰制度建设。真禅法师还重视佛教的正信问题，这是对以往佛教世俗化、鬼神化的批判。1991年1月，针对香客烧香点烛互相攀比风气愈演愈烈的现象，由真禅法师发起上海市佛教寺院文明敬香倡议，获得全国各大寺院的响应，影响很大。 在玉佛寺制度建设史上，真禅法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其丛林建设的理念与实践，既是对太虚大师、震华法师僧制建设思想的承继与展开，也是对玉佛寺今日弘法利生事业的奠基，以及对僧众学修路径的指向。他的思想中蕴含了佛教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展现着当代佛教制度建设的尝试与实践，昭示了中国佛教在新的时节因缘下与社会的协调与适应。（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本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