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成熟完善，新的经营理念和价值判断应运而生。于是，有“儒商”、“佛商”等概念的出现。虽然佛教与儒教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儒教是本土的伦理教化的入世之教，学界与社会对儒商的认识和研究似乎更深刻一些。尽管佛教产生于异域，在中国的传播中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作为圆满揭示宇宙、人生实相的理论体系，佛教圆融涵概了世法和出世法，同样蕴涵了现代社会的普遍的伦理价值和独特的商业精神。所以，“佛商”作为社会现象的出现和普及、作为学术对象的研究和深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印度佛教与商业关系的历史渊源

佛陀时代，社会财富的是日益增长佛教产生的重要因缘之一。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经济空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非常繁荣，这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繁荣。掌握军政事务的刹帝利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吠舍”是社会上最活跃的阶级。社会财富的增长和各国王权的上升导致了争霸战争的不断发生，而经济的急剧发展和列国兼并引起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使印度的思想界特别活跃。除了婆罗门思想外，还有许多学派思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佛陀以帝王的家业、显赫的身世，在与生俱来富贵尊荣的境遇中翻然觉悟，为众生苦难的最终解脱，弃王位而出家，证悟、创建了佛教。[1]

佛陀在传教过程中在各地组织了许多僧团，得到了一些国王、大臣和富商的支持，创建了诸多精舍寺院，扩大了佛教的力量和影响。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长阿含?游行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灭前由南向北走的路，这两条路便是当时的商道。佛陀的传教一直得到商人和王族的支持。佛陀经常说法的舍卫城祗园精舍就是富商须达多布施的。[2]从世间法的角度，社会必须相当富庶才能供养托钵化缘的僧团。“社会的和平经济福利对于佛教本身的成就，对于它的僧团和他们的梵行生活的兴旺和推广，对于研究教义，对于这一切都是极关紧要的”[3]。所以，佛陀在八正道中对于在家的佛教徒提出“正命”、“正业”，就是以正当的职业过正当的生活，要从事爱护生命，布施行善，遵守诚信道德等善行。佛法不离世间。佛陀的教化作用在于，使“生活于合理繁荣的社会、生活于社会演化的有利阶段中的人们去体认深思苦和乐的实在性，去发现即使在富裕生活中所极力谋求的快乐究极分析起来也仍然是某种形式的苦，然后才能抛弃世俗生活，去当佛教比丘或比丘尼，过清净梵行生活。”[4]可见，在原始佛教时期，在世间法层面上，佛教与商业关系十分密切。

佛教的教义及其传布的原则就是“契机契理”。一切佛陀的教言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特点，从出世法和世间法的不同角度观察问题。

在印度1600多年里，佛教经历了从原始佛教向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密乘佛教的嬗变。公元12-13世纪，在穆斯林军队的沉重打击下，佛教在其长期生长的故土灭绝。这与佛教教旨偏重出世，出家僧团脱离民众有重大关系。[5]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综观佛教的兴衰历程，在于对出世、入世的分寸把握。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佛教与商业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生根开花，隋唐时期达到鼎盛。经过数百年的文化融合，佛教成为与儒教、道教鼎足而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影响中国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精神风貌、社会习俗的重要因素。中国佛教随着中国社会进程的演进而变化。由于内外各种因素，汉传佛教在南宋末已略显衰落的征兆，到了清代，佛教的衰颓之势更是万牛难挽。[6]佛教的社会功能、佛教与商业关系也在这个总体进程中跌宕起伏。

中国古代社会是农本经济的社会，“重农轻商”始终是政府政策和社会价值的取向。佛教的商业伦理价值受到抑制。对僧团本身而言，到魏晋时期，僧团生活主要依靠国家、官僚、富商及百姓的布施，没有固定收入和寺院财产。南北朝时期，在帝王支持下，寺院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使僧团有了稳定的生活基础。寺院经济是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部分官僚地主认为寺院经济削弱了政府的赋税和国家的兵源，于是便出现了沙汰、废佛之举。[7]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都有经济的动因。所以，自唐朝百丈怀海以后，僧团形成了“农禅并重”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禅宗因此而风行天下。在社会生活中，寺院经济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它们常做赈灾济贫、修桥补路、施衣施饭、治病收孤等慈善事业，补救了人民的生活。

由于佛教信仰已经成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信仰，商人也是佛教信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没有官员、士人那样显赫，商人仍然是佛教事业的重要支柱。在三教合一的大趋势下，佛教和儒教、道教一样对中国的商人施加了影响。在明清时期的山西、陕西建立的众多会馆中，建筑构造和职能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和影响。[8]

三、近代以来的佛教与商界互动

鸦片战争以后，佛教与中国社会一起经受了西方侵略造成的种种磨难。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物质、精神文明体系，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猛烈的撞击。政治基础的削弱，传统佛教经济基础的崩溃，科学、无神论和基督教的挑战，佛教自身的积弊使佛教的生存绝续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居士佛教逐渐成为佛教的主流。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学术研究和宗教活动方面。[9]这鲜明地体现在佛教与工商业关系上。

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民族工商业者群体迫切需要能够接纳西方物质文明的民族宗教。当时，太虚法师的主张适应了他们的需要。因此，太虚法师的主张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和支持。1918年，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以上海工商界人士为骨干的上海佛教居士林成立。此后，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建立了类似的佛学居士团体，其主持者、积极参加者不少是与太虚法师有联系的工商业人士，也因此感召了更多资本家归依佛教。此外，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人纷纷在内地捐资建寺，表达对佛教事业的支持。在民族工商业与外资倾销的激烈竞争中，佛教信仰给民族工商业者以相当大的心理支撑，佛教伦理的宣传也有助于形成工商业顺利发展的社会环境。[10]由于基督教的“洋教”色彩，许多工商业者背弃基督教而归依佛教。工商业和市民阶层代替地主和农民成为佛教事业的主要支持者，而且不再限于建寺塑像、供养僧尼，而是更多用于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从而促进了佛教自身的现代化。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