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傅海波(Herbert Franke) 在1975年提出，蒙元帝皇从部落领袖发展成世界之主，借助了佛教神话来肯定普世统治者的地位。David M. Farquhar论政满清皇帝崇尚佛教、自称文殊菩萨下凡，为了证明清朝继承元朝及明朝利用佛教神话的习惯，引用了不少元朝帝皇借助佛教神话、以菩萨自居的例子。柯娇燕（Pamela K. Crossley）在论证乾隆皇帝自称为佛教神话“转轮王”(skr. cakravartin) 的化身、以增强世界统治者的合法地位，当中大力塑造“转轮王传统”，认为蒙元帝皇使用了转论王神话来增强自身的合法性。。

       然而，以上学者都忽略了元代的回鹘文佛经所展现的元代佛教真面目，他们都忽略了回鹘僧团及回鹘佛教是元朝蒙古佛教的重要部份。只要对照元代佛经，就发觉无论是“菩萨”或“转轮王”皆并非元朝帝皇所独尊的称号，其它宗王甚至高昌亦都护君主也使用这些称号。而且，从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透露当时人只认为“转轮王”是「多筑精舍会成为金转轮王」，只有佛教功德、跟政治权力无关。而居庸关的六体刻文《造塔功德记》其实是赞赏及鼓励元朝王室多建佛寺而获得转轮王一样的长寿、百子千孙，并非为了强化政治权力。

去除了对“转轮王”的迷思，才能还原元朝佛教的真面目，才可了解元代蒙古人对待佛教的真正态度──祈福、祝寿。

一、前言

       西方學界普遍認為蒙元帝國及滿清帝國使用了佛教以加強自身的合法性 (legitimacy)，而且這種說法愈演愈烈，近年來大受支持，幾近定論。不過，筆者卻認為蒙元統治者崇尚佛教跟帝國統治的合法性並無關連。在這一章，我會指出元代並不存在所謂佛教的政治合法性。但在此之前，先來介紹3篇著作，它們都是“佛教合法性”理論的奠基作品。

Herbert Franke：

       Herbert Franke (傅海波) 認為中國政治的“天下之主”是建基於中原文化中心論及單一文化論；而佛教作為世界宗教，其“超民族的性格”(supranational character) 比起中國文化更能提供一個“普世皇權”的理論模範 (a conceptual model of universal emperorship)。而這種佛教的普世皇權就是“轉輪王”(skr. cakravartin-rāja)──轉動法輪、推動佛法的普世帝王，而其原型就是印度孔雀王朝 (Maurya) 的阿育王 (Aśoka阿輸迦王、無憂王)[1]。也因此，“轉輪王”模範極為吸引印度、XZang及遠東的君王。[2]

       之後，Herbert Franke列舉了中國歷史上有那些君主曾利用過佛教來證明自身的合法性，比如：法果和尚稱北魏拓拔氏的君主為如來佛、南朝梁武帝自稱“菩薩天子”及“皇帝菩薩”、隋文帝也自稱“菩薩天子”。當中，隋文帝在消滅南朝之時自稱得到轉輪王武力之助云云。Herbert Franke以此證明中國歷史一向有用佛教作政治合法性的傳統，更點出了當中已經存在著“轉輪王神話”，而這正是蒙元可汗所繼承的佛教政治傳統──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皆被記載為轉輪王。

從《佛祖歷代通載》可見元代的漢傳佛教徒亦將蒙元的可汗記載為菩薩及轉輪王；而其本源卻是八思巴Phags-pa所寫的藏文佛典《彰所知論》(Tib. Šes-bya rab-gsal)。忽必烈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剛灌頂 (skr. Hevajra-vaśita)、實施大黑天 (skr. Mahākāla) 崇拜的儀式，這儀式被用以加強其合法統治，大黑天也成為了元朝的戰爭保護神。而八思巴則被封為大元帝師，藏傳佛教受到大元禮遇、推崇。Herbert Franke指出忽必烈及八思巴的關係正是蒙藏佛典所載的“二宗之門”(Mong. qoyar yosun) ──國政 (törö) 與宗教 (nom) 的二元體制，令元朝成為佛教的普世帝國，成為元朝帝王主要的形像。[3]

David M. Farquhar：

       Farquhar的文章是為了研究清朝皇帝利用佛教來強化清朝統治，才研究了元明以來的佛教及政治之關係。Farquhar先略述了南北朝及隋朝的君主自稱如來、菩薩及轉輪王，[4] 再引述藏文《布頓佛教史》記載吐蕃王朝的三個君主為菩薩化身，[5] 證明了無論漢地或藏地都存在著“統治者是菩薩下凡”的觀念。

       之後，Farquhar詳細講述元代：藏文《彰所知論》(Tib. Šes-bya rab-gsal) 的跋文稱呼忽必烈的皇太子真金做菩薩；[6]蒙古文《北斗七星經》(Mong. Doluγan ebügen neretü odun-u sudur) 稱呼元順帝妥懽帖木耳為“佛之轉世”。[7]最重要的是Farquhar集中討論元順帝初年《居庸關過街塔六體碑文》記載的預言：「五臺山之側名叫聰敏的大汗 … 菩薩薛禪可汗」，指出元朝不但稱薛禪可汗忽必烈為菩薩，更因為文殊菩薩是中國及東亞的保護神，以自稱文殊菩薩來增強大元統治者的合法性。[8]

       Farquhar並再舉證了明成祖及黑帽噶瑪巴僧侶稱呼明太祖朱元璋為文殊菩薩的轉世、[9]清初黃教格魯派的五世達賴也稱呼清朝皇帝為“文殊大帝”、[10]乾隆皇帝的文殊菩薩自畫像唐卡，[11]集中討論了清朝如何利用“文殊菩薩神話”來增強其東亞統治的說服力。[12]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