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僧中观《三论玄义检幽集》卷五，保存了南朝真谛三藏《部执异论疏》(已佚)中的若干珍贵内容，其重要价值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认识了大乘经的出现渊源。如：“《真谛疏》曰：第二百年大众部并行央掘多罗国，此国在王舍城北。此部引《华严》、《维摩》、《金光明》和《般若》等诸大乘经。”据此推论大乘经的出现，最迟也应上溯到佛灭二百年际。何况事实尚不只如此，在大众部内有人坚持“此等经皆是人作，非是佛说”的同时，也有人提出了三点理由来捍卫大乘经的真实性： 一、或由亲闻佛说大乘，故信受此经；二、能思择道理，知有此理，故信受；三、由信其师故，信受师所说也！ 其中第一条如能成立，尤具无与伦比的说服力！关于这一点，也可从多闻部主祠皮衣罗汉处得一明证： 《真谛疏》曰：……佛在世时，有一阿罗汉，名祠皮衣，……随佛说法，皆能诵持。佛未涅槃，遂住雪山坐禅，不觉佛灭度。至佛灭后二百年中，方从雪山出，至鸯掘多罗国，寻觅同行人，见大众部所弘三藏唯弘浅义，不能弘深义，心甚警愕！谓大众部弘佛所说甚深之义不能通达，悉皆弃置不复弘通，所弘之者唯弘浅者。其罗汉便于大众部具足诵出浅义及以深义，深义中有大乘义也。……若弘其所说者，别成一部，名多闻部。 这也是多闻部及所出《成实论》何以多参涉大乘思想的原因。祠皮衣罗汉作为佛陀的同时代人，又是佛说大乘深义的见证者，他的事例，足以说明了大乘经出之佛口的必然性。 据史料记载，大乘经在佛灭以后的流布，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其传播手段，大概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口授”，如《文殊师利般涅槃经》佛告跋陀婆罗： 此文殊师利有大慈悲，生于舍卫国多罗聚落梵德婆罗门家。……佛涅后四百五十年，当至雪山，为五百仙人宣畅敷演十二分教，教化成熟五百仙人，悉令得不退转，而后方入涅。 一种是“文传”，如《菩萨处胎经》和《摩诃摩耶经》等均载龙宫藏有丰富的大乘胜妙经卷；《龙树菩萨传》中即有龙树菩萨被大龙菩萨接入龙宫阅藏，传出下本《华严》的记叙。陶静然“法不孤起，仗缘方生”，大乘经的口授、文传，从时间的先后，篇幅的广略，到内容的侧重，无不受到具体时节、对象的制约，加之小乘三藏只有“三十万偈，并为九百六十万言”，而“摩诃衍甚多无量无限，如此中《般若波罗蜜品》有二万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万偈”，卷帙既繁，异本复多，乃至千载沧桑，不免阙文断简。如此等者其篇幅、内容，自不能整齐划一。再有，随着大乘佛教复兴运动的不断推向高潮，众生堪受大化的根机、福报日益成熟，许多更为完善的广本大乘经遂被陆续传出，也因而使人误判为大乘经必系由简至繁地人为加工衍进而成。 有学者以为，从大乘经中佛陀悬记后世人物(如马鸣、龙树等)，可知该大乘经的成立年代必在该人物出现以后。又龙树菩萨所入之龙宫，应指古印度“龙族”的藏经窟，大龙菩萨则是该部落之首领。前者断然否定了佛陀具有洞察三世，预见未来能力的圣智；后者又无异于基督教的“合理化解经法”。一言以蔽之，在回避超人间性的前提下，用有限的人间尺度来比框一切，即其顽症之病根所在！ 1934年4月，太虚大师在南京中国佛教会，针对时人在佛教“考证”时的弊端，作了题为《佛法建立在果证上》的重要讲话： 佛陀的教法，非是平常人的言语文字、心理思想所能推测的。因为佛法的建立，是以佛果与圣果为根据的。……倘若没有佛果与圣果的自证智力，而以普通的思想来观察、判断，当然有很多疑难之处。这是因为普通的思想太幼稚的缘故！……法相宗的《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应无著菩萨之所祈请，从兜率天降下到人间的瑜遮那讲堂为无著等人讲说的。有因缘成熟者，能睹弥勒的光明，或闻法音；如果没有因缘的众生，则光无所睹，法亦无从闻了。又如大乘律的《梵网经》里面的记载，由千华台上卢舍那佛传千释迦，再传之千百亿释迦，这些更非是普通人的心理所可以证明了。……但佛法是有不可思议的佛果法、圣果法作基础的，故须得到佛果之后，乃能判别他的真实与虚伪！ ——识途之语，读者当审视之。 其理由之三：就教史而言，佛世及佛灭的数百年间，《阿含》是教界公认的“根本佛法”，“大乘、小乘”之称是大乘佛教兴起后自赞贬他的一面之辞，佛法是平等一味的，实无所谓大小。大乘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诸多印度教等神教思想和仪轨，大乘密教在这方面尤为显著。 通过前文的论证，大乘契经出之佛口，行于佛世，非从《阿含》衍进而来，已是昭然若揭，有目共睹。如果说，《阿含》曾是教界公认的“根本佛法”，那么，大乘《妙法莲华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又何尝是“枝末佛法”呢！佛陀时代，尊奉《阿含》思想者有之，尊奉《般若》等大乘思想者亦有之。及至佛陀入灭，诸大菩萨“各各分散，随至所应度众生国土”，更因“摩诃衍甚深，难信、难解、难行。佛在世时，有诸比丘闻摩诃衍不信不解故，从座而去，何况佛涅后！”终使大乘的弘传步入低谷，甚至一度成为若存若亡的“潜流”，至此，《阿含》独尊一时方成史实。此即印度佛教三期说中的“小行大隐时期”。后大众部中出现的所谓大乘倾向的“新兴思潮”，实即受到了这股潜流的启示和推动。故此，公元1世纪以来大乘佛教的勃然兴起，乃“复兴”而非“新兴”。 大乘、小乘之称，既遍见于大乘圣典，也明载于《阿含》经中，武断地归咎于大乘“自赞贬他，一面之辞”，未免有失察之嫌！如《增一阿含经》卷一，就有“菩萨发意趣大乘”、“发趣大乘意甚广”等词句多条；又据伊藤义贤博士研究，发现“小乘”一词的出现和运用，也非后世大乘学者开其先河，因为在《阿含经》中，明明记载着释尊自说的“佛土境界不可思议，非小乘所能知”。舍利弗亦无可奈何，只好甘受了。如此，在《阿含经》中，声闻乘被贬为小乘，这是出自释尊的亲口，并非后世附加的新语。本来，众生根性有大小，诸佛说法有偏圆，这是极其自然的。从理上讲，“佛平等说，如一味雨”；但从事上讲，“随众生性，所受不同，如彼草木，所禀各异！”故《出生菩提心经》中佛告婆罗门：“路及解脱无有上，诸乘皆悉有差别。智者如是应校量，当取最胜最上乘。”很显然，对于广大慕灭修道的具缚凡夫来说，校量大小，择善而从，还是有其必要的。 佛曾自谓：“如我所说十二部经，或随自意说，或随他意说，或随自他意说。”因此，佛陀的教学，是丰富而灵活的，为了提升教化的功效，其融摄面涵盖了某些外教的法义，是可以相信的。但在大乘根本思想和重要仪轨上与外教的相似，则并非出自简单的吸收，倒不妨说“英雄所见略同”较为确切些。至于这种“似”，究属“神似”抑或“形似”，则更是厘清事实真相的关键所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