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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元代各地饮用酒习俗风格各异，但受经济条件所限，其质朴温厚的田园色彩是十分鲜明的。 四 寺观饮用酒之逸 “轻轻梅花春风面，却似道人微醉时。只恐花飞失君意，更酌叵罗歌小词。”[88]蒙元政府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佛、道、伊斯兰、也里可温等各种宗教自由发展，庞大的僧侣群体和强大的寺院经济体系也由此相应构成。酒业是寺院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许多寺观拥有糟房或酒坊，而且规模相当大，进行酒的生产和销售。如真定奉恩寺经修缮后，在原有基础上又“建居屋八十间，浴室二区，酒肆一区，岁收其租，日取其直。”[89]大护国仁王寺的寺产更为庞大，水地、陆地、山林、河泊、矿冶……无计其数，其中大都等处的酒馆就达一百四十一家，隶江淮等处提举司提领所还有酒馆一百四十家。[90]许多寺观的寺产享受政府的政策保护，如河南济源十方大紫微宫圣旨碑中就明文规定“但属这的每宫观内里的庄田、事产、园果、碾磨……醋酵、麴货，不拣甚么差发，休要者。”[91]显然是享受免税、免役特权。但寺观经济的过分强大和享有特权，不可避免地会与政府财政收入及税收政策相牴牾，元朝政府为了自身统治利益，也颁布了一些相关禁令，如至元四年（1267年）九月，“申严西夏、中兴等路僧尼道士商税、酒醋之禁。”[92]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政府实行酒类专卖政策，即榷酤制度期间；在政府实行酒类散办时期，寺院酒也要同样纳课，如至元三十年十月，朝廷旨令“属寺家的酒店、做买卖的店里，出办的课程，……尽数都交收拾者。”[93] 元代寺观酿酒和售酒，一些僧侣也饮酒用酒。他们中的一些人原本或为世难容，或生活所迫，遂勘破红尘，遁入空门，却视寺院的清规戒律如形同虚设，放浪形骸，借酒浇胸中块垒，发不平之鸣。这酒就喝得野逸，喝得乖张，喝得离经叛道。 “酒共邻僧饮，蔬从野老分。”[94]元代僧道饮酒的现象实不鲜见。苏州东禅寺僧文友，自号松岩道人，喜读儒书，士大夫乐与之游，过寺必访，松岩道人经常在清溪亭设酒茗款待。“日与士大夫饮酒赋诗，以风流自命，非蔬笋衲流所能窥也。”东禅寺还有一位宋南渡僧林酒仙，“居院不事重修梵呗，惟酒是嗜。”[95]手持一铁键槌，日游于市，不问酒主名，夜即卧酒垆底，酒家争供以酒，以为圣师。 宋僧温日观居葛岭玛瑙寺，书画双绝，尤以擅画葡萄见长，又酷嗜酒，诗人杨载写诗赞他“老禅嗜酒睡不醒，强坐虚櫩写清影。”[96]曾掘赵宋皇陵，后总统江南浮屠的杨琏真伽“以名酒啖之”，温日观“终不一濡唇”，反而大骂其为“掘坟贼”，[97]杨琏真伽竟无如之何，其狷介乖张若此。 “昨夜山中酒初熟，道人不暇读《南华》。”[98]元代道士饮酒亦属屡见不鲜，太华云台宫真隐褚君，嗜书之外，“日食数龠，饮酒未醺而止，不尽醉也。人家得名酒争携饷之，至则沉罂泉中，时依林坐石，引瓢独酌。”[99]吴兴人席琰，幅巾野服，学道南山下，自号山云。喜饮酒，善鼓琴。曾留诗酒家壁间：“山云出山无一钱，日日醉倒春风边。采蘋桥南徐孺子，白酒初熟留神仙。”“晚岁益纵酒，或行歌道途，尝谓人曰：‘贫者以酒为衣，吾非苦嗜酒，特托此以寓其远，俗人所不能知也。’”[100] 又有一位戴姓道士亦是酒狂，“戴先生，日饮五斗醉不得，再饮一石不肯眠。”[101]还有京师名妓连枝秀，经逸人点化，摇身一变竟作女道士，领一女童，浪游湖海间。曾驻足松江，“有招饮者，酒酣则自起舞，唱青天歌，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102]看来虽入空门，其娼家本性自是难改。 “旋沽采石仙人酒，来访山阴道士家。”[103]一些僧道因学问渊博，格调高古，野逸出尘，成为文人士大夫争相结交的对象，世称“方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方外之交的文人士大夫与僧道是两位一体的，许多僧道本身就是由文人士大夫转变而来，他们或为尘世所累，或因仕途险恶，遂勘破红尘，全身而退，遁入空门，寻找一方净土。而寺观的清净、幽雅，远离红尘的是非纷争，就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抚慰灵魂的理想休憩地。 佛教高僧天目中峰禅师有一阕《行香子》，颇能反映一部分出家人虽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却又脱解禅缚，高蹈超迈的野逸秉性。 “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莫也风流，却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篘，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闭是好，著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