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她以悠久的历史渊源、浩瀚的教理典籍、系统的伦理规范、宏大的哲理体系、深邃的般若智慧、博大的慈悲心怀，而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独耀光彩，永恒不衰，占据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心净则国土净”。如果每个人都以慈悲为怀，国家就有了和平安乐的心理基础。佛教的发展，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宏扬佛教的价值，不仅在于修身齐家，而且可以辅助治国平天下。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曾经大力宏扬佛法，佛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对于当今力图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国，佛教尤其具有净化人生、和谐社会，吉祥安和，并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的现实意义。

一、佛教具有修身齐家，进而辅助治国平天下的作用。

章太炎曾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

从信仰观念上说，佛教是以佛为崇拜对象的宗教。佛并不像很多人误以为是神，而是指觉悟了的人。佛陀之“觉”，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自觉，即觉悟人生，实现自我超越。二是觉他，即劝他人也成为觉悟的人。三是觉行圆满，使自己与他人共同达到觉悟和修行的圆满境界。

佛教教义重视个人修身，要求弟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觉悟人生。佛教“五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邪、不饮酒，这给信徒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凋。定是正确的禅定实践，可以克服欲望，令心灵专注，保持清明的状态。慧是指觉悟人生，得到般若智慧，成就“知性、知天”的大清明境界。做到戒定慧的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拥有智慧和善行的谦谦君子。家有信佛之人的家庭，也容易尊老爱幼，和睦快乐。

所谓“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以大悲水浇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佛教崇尚“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修行并非一己之行，还要“普度众生”。佛教修行过程就是视人若己，先人后己，以慈悲心而利益众生，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过程。佛教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准则，在调节个人心理，调解各方矛盾，平息各类冲突，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能起到“稳压器”、“减压阀”、“润滑剂“、“稀释剂”的作用。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一方面可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另一方面与人为善，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达到家庭的和睦，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国家的进步和安宁，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现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一些佛教信徒较多的杜区、村镇，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偷盗抢劫很少发生，更少有刑事案件、邪教活动。当代高僧大德，以自己高深的学理和高尚的懿行，广泛地影响大众。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指出“人间佛教，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已成当今世界佛教的主流。台湾证严法师，创立了旨在“济贫、济病、济急”的慈济功德会，参与的会员仅台湾地区就有四百余万人之多，该会不仅在台湾广行慈济，而且专拨善款用于大陆甚至蒙古、非洲赈灾，并脚踏实地，努力推动资源回收与尊重生命运动，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所以，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佛教的义理都可以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治国平天下”具有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南朝宋文帝曾与臣下讨论佛教的社会功用，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伟人的革命家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

佛教崇尚和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更可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世界和平。杰出的印度政治家尼赫鲁也曾有很深的感悟：“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二、佛教对各代王朝的统治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

佛教传入中国，有一段著名的佳话。据史书记载，公元76年的一个晚上，汉明帝梦见一个身笼金光、头顶光环的神人，飞到皇宫大殿前。次日，他就此事询问群臣，一个见多识广的臣子说，听说西方天竺(即古印度)有一得道之人，被人们遵称为佛，他能轻举飞身，陛下所梦即是此佛。汉明帝即派使者西去访寻佛法，延请二位印度高僧用白马驮经传佛教于中华，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寺——白马寺。

中国佛教初兴于汉明帝，其后，佛教辅助治理国家的作用也为历代王朝广泛重视。

汉末，天下大乱，儒家正统观念崩溃。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后赵、前秦、后秦、北凉等一些有影响的大国中，受到最高统治者的信仰和支持，佛教全面持续高涨，发展特别迅速。后赵的石勒、石虎父子在神异僧人佛图澄的襄赞下，使佛教第一次在中国真正成为实际上的国教。晋代出了一位伟大的高僧道安大师，将印度佛教中国化并制定了完整的僧制，而且创立了“本无宗”，对佛教在中国的立足发展和弘扬传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的重要奠基人。他在襄阳居住了十五年，有大量的史迹有待挖掘整理。北方十六国的各个割据政权，都在境内弘兴佛教，争取民心，安定社会，客观上佛教对于增进中国南北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联系，对于形成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起了比儒学还重要的作用。

大唐盛世，佛教作为唐代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达到了鼎盛阶段。贞观十五年五月，唐太宗亲临弘福寺，自称菩萨戒弟子，斋供财施，“以丹诚归依三宝”。佛教在民间影响深远，至今我们在唐代遗留下来的禅诗禅画里还看得到佛家思想的印记。佛学的宏扬还促进了对外交流。贞观十九年，留学印度的玄奘归国，太宗立即召见，并组织了盛人的欢迎法会。玄奘在印度赢得崇高声誉，以玄奘为纽带，中印两国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友好关系。到武则天时代，更将佛教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高度。她将佛教作为稳定农村人口的重要措施。如意元年(692)，她收复西域，将于阗的实叉难陀请到京师，给予特殊优礼。她还在龟兹、疏勒等地建立了以汉僧为主体的大云寺。这些措施，强化了与西域的文化联系。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