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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社会阶层饮用酒风俗特点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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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人尚饮,熏风酷烈。“忆昔浮蛆醉玉醅,天寒一日饮千杯。”“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气魄之大,非元代不能有。元人一年四季时令佳节皆有酒饮,“新年且醉屠苏酒”,元日饮屠苏,古来习俗。“端阳蒲酒新开腊”,端午要饮菖蒲酒。重阳登高也要饮,“菊花杯泛茱萸酒”。春秋二社饮社酒,十月一日又有煖炉会,还要围炉沃酒。

元代饮酒的社会群体亦十分庞大,宫廷贵族饮,文人士大夫饮,平民百姓饮,僧侣道士也饮。“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须醉。”元人及时行乐的人生况味一展无余。但是,由于元代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不尽相同,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由此呈现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元代不同社会阶层饮用酒风俗呈现出这种风格迥异的特点,是形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凸现,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视角。同时,元代社会尚饮风气的炽烈和各社会阶层风格迥异的饮用酒风俗的形成,与元代全国酒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社会普遍的尚饮行为推动了元代酒业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酒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尚饮风气的盛行。但也应该看到,元代社会尚饮熏风的酷烈,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正是促成元朝政府频繁实行酒禁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键词  元代  酒  风俗

 

“忆昔浮蛆醉玉醅,天寒一日饮千杯。”[1]元人尚饮,熏风酷烈。大诗人元好问“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2] 萨都剌感叹“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杯,一饮尽千钟。”[3]酒量不仅大,酒瘾还大,“安得酒船三万斛,与君轰醉太湖秋。”[4]气魄之大,非元代不能有。

元人一年四季时令佳节皆有酒饮,“新年且醉屠苏酒”[5],元日饮屠苏,古来习俗。“端阳蒲酒新开腊”[6],端午要饮菖蒲酒。重阳登高也要饮,“菊花杯泛茱萸酒”[7]。春秋二社饮社酒,十月一日又有煖炉会,还要围炉沃酒。[8]

元代饮酒的社会群体亦十分庞大,宫廷贵族饮,文人士大夫饮,平民百姓饮,僧侣道士也饮。“人生已如此,有酒且须醉。”[9]元人及时行乐的人生况味一展无余。

但是,由于元代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不尽相同,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由此呈现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元性和兼容性。

  宫廷饮用酒之奢

“黄金酒海赢千石,龙杓梯声给大筵。殿上千官多取醉,君臣胥乐太平年。”[10]元人尚饮风习之炽烈,首推宫廷最盛。蒙元皇帝如太宗、定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顺帝等人多嗜酒成癖;元宫廷的宴飨、祭祀、庆典、赐酺、赏赍,用酒无算;饮酒礼仪隆重繁缛,名目冗多;饮酒器皿也是精致贵重,独具匠心;更兼宫中名酒荟萃,活色生香,蔚为大观。

蒙元皇帝多嗜酒成瘾,其中当首推太宗窝阔台,《元史》载,“帝素嗜酒,日与大臣酣饮”,耶律楚材屡谏不听,乃持酒槽铁口廷诤面折:“麹蘖能腐物,铁尚如此,况五脏乎?”[11]窝阔台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反省说;“奉父汗之命坐在大位上,朕承担着统治百姓的重任,但朕却沉湎于酒,这是朕的过错,是朕的第一件过错。”[12]但这位蒙元帝国的第二位奠基人,最终还是纵酒亡身。定宗贵由颇得乃父遗风,“大部分日子里昼夜纵情酒色。由于纵情酒色成习,致使他的疾病加重”,还“毫无限制地慷慨挥霍”。[13]

元开国皇帝忽必烈亦好饮,曾因过饮马奶子酒,“得足疾”,[14]后屡次发作,遍请名医诊治,亦不复痊愈。元成宗铁穆耳登基之前也是位瘾君子,不管忽必烈怎样规劝和责备,依然故我。甚至用棍子打过他三次,并派侍卫监视,他仍然偷着喝。武宗海山“惟麯糵是沉,姬嫔是好。”[15]继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饮酒常过度”。[16]元末帝顺帝早期“不嗜酒,善画,又善观天象。”留意政治,颇有雄心想成为一代明君,但后来“终无卓越之志,自溺于倚纳,大喜乐事,耽嗜酒色,尽变前所为。”[17]

“饮到更深无厌时,并肩侍女与扶持。醉来不问腰肢小,照影灯前舞柘枝。”[18]有元一代政治腐败,与皇帝嗜酒,荒芜朝政,当不无干系。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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