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新:学佛贵在致用

蔡日新,学佛

  自从认识佛教,继而发展到信仰并修学佛法,已近二十年了。经过这二十多年的佛学修习,使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学佛贵在致用”这么一条真理。 
  1978年,我由于读书过于用功而闹病,我那已故的忘年交衡山张仲阳居士便用毛笔抄写了《阿弥陀经》、《金刚经》等法宝给我。这在那文化刚刚复苏的年代,能够闻知佛法,实在是我一生莫大的福份了。然而,当时我作为一介书生,注重的是知解,便将张老手抄经典中的名相,一一从辞书中检索出来,并逐段作出章句文字。今天回想起当年的作法,委实是有些幼稚可笑。但是,若没有当年的那段启蒙熏染,我也许没有今天的学佛认识。因而,每当我摩挲着从前的注疏文字,便回想起仲阳居士来,四恩难报,由此足可明之。
  可是,仲阳居士不久便撒手西去,使我在佛学方面失去了一位导师。但不久,随着政府对佛教的开放,过去曾一度作为厂房或作坊的伽蓝又逐渐恢复了昔日的旧观,曾一度因极左政策被遣散的僧尼也相继回到了寺中。这一转折,对于振兴佛教、弘扬佛法,产生了极好的效果。裹随在信众中,我也常到寺中礼佛,也常参与一些佛事活动,但更多的方面仍是将学佛心得撰写成文字供佛刊使用。
  此后,随着修学阅历日深,也常到佛学院去开讲座,参与一些佛学研讨会。1993年,湖南省成立佛教文化研究会,我当选为常务理事(现为副会长),同时还主持了在南岳召开的首届佛学研讨会,并编辑出版了《湖南佛教文化论丛》第一辑。从这开始,似乎有点将佛教学术化的趋势,于是我辞掉了论文集的组编事务,开始朝修学结合的道路走,这才逐渐有了今天的切身体会。
  事实上,如来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主要是为了解救嬉戏于火宅中的孺子(芸芸众生)而出现的。至于佛陀的开导众生出离火宅,观其根机,方便圆融说法,以故流传到后世成了各种经论。我们今天如果背弃经论,自然会落入野狐外道。另一方面,如果将经论当作学问来研究,也将会成为单纯的学问而失去了学佛的受用。当然,有的居士不研读经论,他们常到寺中作佛事或作功课,这对于培养善根,自然十分殊胜。但另一方面,如果仅在佛寺中作佛事时一心向佛,而出了寺院便遗忘或淡化了,那也将会失去了学佛的真实受用。惟有在寺在家,皆一如念佛,才会有一段学佛的真实受用。
  另一方面,学佛者应临难勿苟免,才可以从中体验到佛陀无碍的慈悲,因为,佛陀的言教本身就是解除众生疾苦的良药。我本人以无量劫的夙孽之故,一生命与仇谋,处处福薄,一生坎坷。过去,我曾怨天尤人,甚至引司马迁《伯夷列传赞》中的“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以泄愤。自从深入学佛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要在逆境中活用佛陀的教导以解除身心痛苦,这才有一段真实的受用。倘若是有人骂你,你不必恼,只要念一声佛,请那骂者替你消除夙业,你便当下心平气和了。倘使有人无端地诬陷你,让你承受不住时,你也大可不必扼腕以斗;或者是投身汨罗江,你不妨在这时念一声佛,以将夙怨消除。要知道,如果硬要将是非曲直弄个明白的话,那便不是娑婆世界了,娑婆本身就是一个聚结天下一切不合理现象的集合体,你处在其中,若不会安忍,便只会自寻烦恼。例如宋代的苏东坡,他若不明白这个道理,恐怕不只是乌台诗案时应该自杀,他一生简直可以自杀几十次了。可以说,苏子的随遇而安于逆境,正好体现了他学佛的实际受用。
  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人生是充满了痛苦的,人们才会想到要学佛,这样,人生的疾苦也成了学佛的逆增上缘。与那些一帆风顺的人生相比,坎坷的人生似乎还易于增进人们的道行,因而有志学佛者,大可不必临难苟免,而应在险难中培养自己的道行。
  佛法是活脱脱的,也是无所不在的,关键在于学佛者如何去切实地体验,如何去时时致用。相反,如果是在寺中作功课时念佛,离得寺院便派不上用场;或者在钻研经教时能念佛,离开了书本便派不上用场,那便不是真正的学佛。因为,学佛贵在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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