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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十余岁，尝见乃兄待人接物，其礼貌辄随人之贵贱而异，心殊不平，遂反其兄之道而行之，遇贫贱者敬之，富贵者轻之。性喜蓄猫，而不平之心，时亦更趋偏激，往往敬猫如敬人。”猫是很弱小的动物，大师眼见世态炎凉，大多趋炎附势，乃至对动物亦如是，弱肉强食，捧高踩低，生起了对弱小族群的关怀，在与动物相处之后，对与自己不同的族类有所认识，对他们的苦乐感同身受，体认到了一切生命的本质其实是平等一体的，因此“敬猫如敬人“，绝非索隐行怪，显异惑众的标榜之举，一切皆是随缘随份中的自然真心流露。说是反其道而行，敬贫贱者而轻富贵者，那是因为不愿趋炎附势，不图献媚以求私利，是一种相对的形容，并不意味着刻意造作出一种特地要对富有之人流露轻视的怪态－贫贱者克勤克俭，自食其力，不应轻视，富有之人勤俭持家终于盈集成富，又有何罪过？为何要特地加以鄙藐？说“轻”，那是有别于一般人的偏“重”，说“敬”，那是一视同“仁”，以平等爱心，视若自己，拯济负荷，不同于世俗一般人的漠视、冷淡。 胡居士对弘一大师的童年生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评述：“综观大师之生平，十龄全学圣贤；十二岁至二十，颇类放荡不羁之狂士；二十至三十，力学风流儒雅之文人；三十以后，始渐复其初性焉。”童年十岁以前全心、全力学习圣贤，效法完人，三十而立之后，还是学圣贤，时时检点、时时仰望学习，力求完成自己人格。至于中间阶段，“颇类放荡不羁之狂士”，那是别人眼中“好像是的”，其实当局者心中又何曾有一丝毫要与世间众人唱对台戏，标榜自己与众不同，不愿接受约束的狂放之心呢？只是因为能够同情、体谅弱者之无助，可以了解所谓强者之无奈，明白众生谁无苦？自然不像一般大多数唯利是趋、唯己是虑的人那样，因为这种“不同”而被称为“狂”。当他收敛了，知道隐藏，更加婉转，对于那些不能理解自己而以自己为怪之人能够更谦顺地一笑置之，甚至泰然接受而不以为忤，世人又觉得他仪态潇洒而形容他为“力学风流儒雅”。其实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个人，认真、诚恳地在生活着，并履行着尽量不愿伤害其他生命，尝试努力着让所有相遇见闻者皆能少一分来自他人的“压力”，多一分来自其他生命的帮助和依靠的自赋天职，行走着一条自己平静安稳，别人快乐安心的人生道路。甚么“狂士”、甚么“风雅”、甚么“大师”、甚么“传奇”，那都是别人眼中的看法，来自别人的评注，就如顺治皇帝赞僧诗中的那么一句：“我今撒手西归去，管他千秋与万秋！”责任是履行了，人生是走过了，千斤的重担是让自己流尽了血汗，而自己呢？自己在那里？在旅途中，在每一个有缘相遇者的笑颜上，在每一滴汗水之中，在因缘之中流动、流动…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