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辟驳不通佛经教义，而妄修禅定者——“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扈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吐言来消，往往繁焉。”

二、辟驳妄心念佛与从事攀缘，自以为即是禅修者——“或复耽著世定，谓习真空。诵念西方，志图灭惑。肩颈挂珠，乱掐而称禅数。衲衣乞食，综计以为心道。”

三、辟驳盲目信仰求佛修福，以为禅修者——“又有倚托堂殿，浇旋竭诚。邪仰安形，苟在曲计，执以为是，余学并非。”

四、辟驳经营生计不守戒律，而如俗人者——“复有相述同好，聚结山门，持犯蒙然，动挂形网。运斤挥刃，无避种生。吹爨饮啖，静惭宿触。”

五、辟驳狂禅之流与枉事佛学义理者——“或有立性刚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寻，正经罕读。瞥闻一句，即谓司南。……不识乱念，翻怀见网，相命禅宗，未闲禅字；如斯般辈，其量甚多，致使讲徒倒轻此类。故世谚曰：无知之叟，义指禅师。乱识之夫，共归明德。”

六、总论禅修定慧的重要——“考夫定慧之学，谅在观门。诸论所陈，良为明证。通斯致也，则离乱定学之功，见惑慧明之业，苦双轮之迷涉，等真俗之同游。所以想远振于清风，稠实际于华望。”

必须指出的是，道信禅法的这一基本观点对后世禅师具有深远的影响。虽然惠能的南禅创立后的“五家七宗”中。有的禅师偏执于某一法门，或偏于“顿”或偏于“渐”，而演化出“痴禅”、“狂禅”，呵佛骂祖，盲修瞎炼，断绝禅宗乃至整个佛教的慧命，压抑了禅法实践的勃勃生气！正因为于此，法眼宗的几代祖师文益、德韶、延寿都极力地批判、纠正禅门弊病，倡导回归原来的禅法精神。文益的《宗门十归论》、延寿的《唯心诀》、《力善问归集》等，都直言不讳地指摘时弊。他们的论述与道信的观点是十分相近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具有一脉相承的现实批判精神。它是佛教能够不断注入理性和智慧，从而导世化俗，生气勃勃。

二、深行菩萨，常度众生。——这是禅法修行的根本追求。

道信在第二部分的第五个小问题，即回答“用向西方不？”时，说“佛为钝根众生，今向西方，不为利根人说也。深行菩萨，入生死化度众生，而无爱见。若见众生有生死，我是能度，众生是所度，不名菩萨。”其语义大致是：1、因为众生的根基千差万别，为了引导他们都能积极地改变现实和追求未来，佛教方便施设了曲方极乐世界等信仰目标；不过，主要是鼓励缺乏自觉和能动性的人，并不是在现世之外另有一个虚无的世界。2、如果我们能够深切地实行大乘菩萨精神，积极地入世，用崇高的道德行为和有效的社会实践去帮助、引导、教化、改变社会众生，那么，现世人生必然能够变成“西方极乐世界”。3、只有我们从心灵深处彻底地消除傲慢、偏见、虚伪、贪执等不良心行，才有可能真实地为众生服务，才可能被称为菩萨。这实际也是道信“一行三昧”的精神所在。道信论述修行者如何才能“入一行三昧”时，结论是：“夫身心方寸，举足下足，常在道场；施为举动，皆是菩提。”这是后来惠能主张行、走、坐、卧皆可修行利世的思想相通的。

谈到此，就不能回避有关史传的一些记载。《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五灯会元》都追记有道信当年的生活情况，成为后人褒贬的资料。《传法宝记》讲他“每劝门人：努力勤坐，坐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饥疮，即闭门坐。莫读经，莫共人语。”《五灯会元》也有他对唐太宗的再三诏请“前后三返，竟以疾辞”；对唐太宗第四次“如果不来，即取首来”的严令，他“乃引头就刃，神色俨然”。对此，可能会有矛盾的看法。我们不妨进一步地分析。

首先，他提倡“努力勤坐″、“能作三五年”，是想改变当时佛教僧人的生存状态，反对僧人随便游动的浮躁行为。佛教禅僧早期大多喜好远避山野，倾向于作“木食涧饮，浪志无生”(支遁语)的“方外人士”。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不安，佛教僧人也迁流不定，多为游方为务。隋唐时期的战乱，让“四方游僧，寄食无地”(《续高僧传?昙迁传》)。居无定所，或许可以培养超脱潇洒的风范，但是，非大智慧者是难以成、定、慧三学的，也难以成为弘化一方的导师，而成就住持正法的法门龙象。同时，没有正当的生存手段，靠施舍、乞讨过日子也容易造成消极的、恶劣的影响，是弘法的大障碍。道信在跟随师父僧粲学法十年后，师父却“不许相逐”，嘱咐他“但于后住，必大弘益”。正是这种意义。道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存没有迹，旌榜有闻。”建立了安身立命的道场，鼓励僧人们自食其力积聚良好的生活基础，然后安下心来集中精力地修学佛法家务。至于要人“莫读经，莫共人语”确实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但是，根本还在于教人“守一不移”锻炼心志。印顺法师评价很中肯，“这更符合了释迦佛正法住世的大原则，从团体生活规范中，陶贤铸圣。‘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对黄梅禅法的隆昌，是有重要意义的。禅者开始独立的发展，为未来刨立禅寺(丛林)的先声。”

其次，他要求“闭门坐”，并拒绝“诏请”，是基于保护佛门清净，反对轻浮、庸俗、市侩的流弊。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在唐初武德六年(623)年，江南、淮南一带发生了杜伏威等反唐动乱；同时，还面临着被官方沙汰的危险。广大僧人，既要躲避同反叛者的瓜葛，又要逃开官方的沙汰，在夹缝中挣扎的窘迫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道信的目的并不是简单恢复印度早期的传统禅法，而是为了保护自身的生存权利。特别是，道信拒绝唐太宗的诏请是维护佛教徒应有的人格形象。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僧人过于投机钻营，依傍豪门，追名逐利，媚顺世俗，不思进取，招致讥谤。道宣在《续高僧传》中，对隋朝禅门流弊评论说，隋文帝因为他自己的喜好而“下诏述之，具广如传，京邑西南，置禅定寺。四海征引，百司供给。来仪名德，咸悉暮年。有终世者，无非坐化。具以奏闻，帝倍归依。”也就是说，为了迎奉封建上层统治者的个人喜好而甘心作陪衬，甚至趋臾附势，扭曲佛教，不仅有辱普渡众生的使命，更掼害人格形象和正法弘扬。名僧不等于高僧，权势代替不了真理。实际上，保持高风亮节却能受人拥戴。道信的品德使“帝弥加钦慕，就赐珍缯，以遂心志。”

确实，道信的有关主张是受到先辈们一定的影响。不过，僧粲大师虽然也曾“隐思山中，萧然净坐”(见《楞伽师资记》)，但是他在《信心铭》里指出，“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也是主张入世修行的。事实上，倡导大乘利世是道信禅法的精神特质。从理论上讲，道信用《文殊说般若经》的般若中观思想来发展达磨《楞伽经》的心性说，就是要突出“是心是佛”、“即心即佛”等精神，把“真常之心”转向“现实之行”，强调对社会人生的真实改造。道信推崇《华严经》、《维摩经》等大乘经典，欣赏傅大士的思想，都是为了配合所倡扬的意趣。（信息来源：闽南佛学）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