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回报社会、慈善兼济，既是一种宽广的胸怀、明睿的理智，也是一种责任和义务。

就中国来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人很快地富裕起来。其中的原因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国家经济政策的开放以及更多普通老百姓提供的消费市场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如何发展，有他自己的思路，下面的话应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他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慢慢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作为社会的组成分子，当我们富裕起来以后，如果忘掉这份义务和责任，就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西方国家，很多人也把回馈社会当作理所应当的义务。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前不久宣布将自己全部资产580亿美元悉数捐出用做慈善基金。比尔•盖茨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十九世纪的钢铁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对待财富的态度给了他很大的影响。在卡耐基看来，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的财富回报给同胞，以便为社会带来最大、最长久的价值。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人并没有权利把所拥有的财富花在自己身上，而应该尽可能地将之贡献于社会。“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是卡耐基的经典名言。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选择和作为呢？这取决于他对财富的如下认知：“财富主要不是个人的产品，而是社会的综合果实。”他认为市场的逻辑必须尊重，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市场对他创造效率的正当奖赏。通过这种市场竞争的手段，让能创造效率的人把财富集中起来，并以最优的方式重新分配，以实施对大众有利益的公共事业。他在美国各地建了为数众多的公共图书馆，就是这一财富哲学的具体体现。

这种回馈社会的慈善行为表面是在物质上利益了一群人或个别人，而其背后有着深广的社会效应和心理作用。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慈善行为归属为第三次分配。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在《股份制与市场经济》（1994年）一书中，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的三次分配进行了界定：第一次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是由政府按照公平与效率兼顾，侧重公平的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自愿捐赠而进行的分配。一般认为慈善事业就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第三次分配是对前两次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助于缩小社会人群的贫富差距，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倡导一种慈善的氛围：一方面贫困的人群因为能得到富裕人群的帮助而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让物质上已经致富的人群及时找到生命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不至于落入享乐主义的坑阱，白白浪费社会的财富与宝贵的生命。如爱因斯坦在《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1921年）一文中说：“美国人非常重视物质生活的享受……在这个国家里，对钱财的过分重视比在欧洲还要厉害，但我看来，这已在减弱。人们终于开始体会到，巨大的财富对愉快和如意的生活并不是必需的。”热心于慈善事业的台塑大王王永庆前不久离开人世时，留给子女的遗书中说：“如果我们透视财富的本质，它终究只是上天托付作妥善管理和支配之用，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面对财富问题，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正确予以认知，并且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营造充实的人生。……藉由一己力量的发挥，能够对于社会做出实质贡献，为人群创造更为美好的发展前景，同时唯有建立这样的观念和人生目标，才能在漫长一生当中持续不断自我期许勉励，永不懈怠，并且凭以缔造若干贡献与成就，而不虚此生。”爱因斯坦在《关于财富》（1934年）一文中还说到：“我绝对深信，世界上的财富并不能帮助人类进步，即使它是掌握在那些对这事业最热诚的人的手里也如此。只有伟大而纯洁的人物榜样，才能引导我们具有高尚的思想和行为。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

三、慈善是行更是心，自他不二即和谐

就慈善行为本身来说，被救济者急需的是财物，而对慈善者真正起作用的是慈善心。如果没有慈善心，即使有亿万家财，也会捐得很少，甚至一毛不拔。所捐钱物的多少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慈善心的大小，但不能完全代表和替代慈善心。可能捐钱很少的穷人更有深切的慈善心。怀有慈善心的人，即使贫穷，也能多少捐助一点，或者使用体力帮助，或者给予言语安慰，都有助于困苦中的人；以后富有时，会捐得更多。至于对立、冲突、战争等，更非仅仅财物所能解决，需要的是发自慈善心的调解和慈善心的感染与启发。因此真正值得赞扬和倡导的不是捐款数额之巨，而是慈善之心。如《读者》杂志2007年第15期上《慈善的不是钱，是心》所讲述的一个故事：

2007年2月16日，刚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庄园里举行了一场慈善晚宴，旨在为非洲贫困儿童募捐。应邀参加晚宴的都是富商和社会名流。在晚宴将要开始的时候，一位老妇人领着一个小女孩来到了庄园的入口处，小女孩手里捧着一个看上去很精致的瓷罐。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