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藏》第二十五册，页一二六下。此外，藏经中尚有多处记载佛发爪受供养事：如《法句譬喻经》卷二〈恶行品〉说：“昔佛在罗阅只国，遣一罗汉名曰须漫，持佛发、爪至罽宾南，山中作佛图寺。”（《大正藏》第四册，页五九○中。）《大庄严论经》卷十五：“我昔曾闻，阿梨车毗伽国，于彼城门有佛发、爪塔。……塔及树井离毗伽城三十里住。”（《大正藏》第四册，页三四四下～三四五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三说：“尔时世尊，以神变力持佛发、爪与邬波斯迦，彼得发、爪，便立窣堵波。”（《大正藏》第二十四册，页十四下。）《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卷六说：“苾刍告曰：云何仁等，坏佛发、爪窣睹波耶？答曰：此乃王（憍萨罗国胜光王）教。”（《大正藏》第二十四册，页四三八下。）可知，佛住世时，已有多处起塔供养佛之发爪；且经文所述都是发爪并提，此爪当属手指甲类，而与佛手指节骨无关。

《高僧法显传》记载该国有佛齿塔（《大正藏》第五十一册，页八五七下。）《大唐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Kapiwa）条则说该国有龙王所建之窣堵波（塔），其中供奉如来的骨肉舍利一升余；在王城西北的大河南岸有旧王伽蓝（寺院），有供奉如来顶骨一片，面广寸余。又有如来发，发色青绀螺旋右萦，引长尺余，卷可半寸。西南旧王妃伽蓝的窣堵波中，也有如来舍利升余；西南比罗娑洛山的象坚窣堵波，亦有如来舍利升余（《大正藏》第五十一册，页八七五上～中）。

引文见商成勇、岳南《万世法门》，台北：远流，页188，2002。

《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敬塔篇〉则将育王古塔缺乏记载之因，归于神力难知：“周穆已后诸王建置塔时，何为此土文记罕见？答曰：立塔为于前缘，多是神灵所造。人有见者少，故文字少传。杨雄、刘向寻于藏书，往往见有佛经，岂非秦前已有也。”（《大正藏》第五十三册，页五九○下。）其亦主张先秦已有佛经传入，及中国“二十塔并是育王所造”（页五八五上）

《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二三下。

引自《广弘明集》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二册，页一○一下。

《大正藏》第五十二册，页四七九中。

《大正藏》第五十二册，页二○一中～二○二上。道宣于另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对法门寺历代事迹等（从北周武帝至唐高宗龙朔二年止）则有较详细的记载（《大正藏》第五十二册，页四○六中～四○七下。）

十九处分别为：1.西晋·会稽鄮县塔（浙江）、2.东晋·金陵长干塔（江苏）、3.石赵·青州东城塔（山东）、4.姚秦·河东蒲阪塔（山西）、5.北周·岐州岐山南塔（陕西法门寺塔）、6.北周·瓜州城东古塔（甘肃）、7.北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甘肃）、8.北周·洛州故都西塔（河南）、9.北周·凉州姑臧故塔（甘肃）、10.北周·甘州删丹县故塔（甘肃）、11.北周·晋州霍山南塔（山西）、12.南齐·代州城东古塔（山西）、13.隋·益州福感寺塔（四川）、14. 隋·晋源县塔（四川）、15.隋·郑州超化寺塔（河南）、16.隋·并州净明寺塔（山西）、17.隋·怀州妙乐寺塔（河南）、18.隋·并州榆杜县塔（河南）、19.隋·魏州临黄县塔（山东）。显然此十九处阿育王塔，散布广远且是西晋至隋代陆续于各地修建完成。虽然这些地方历代以来备曾经过毁佛、灭佛乃至文革时期，塔基多已残毁，但宣称目前仍藏有佛陀舍利者亦不在少数。包括北京西山灵光寺的佛牙塔、房山云居寺的佛音洞、苏州的虎丘塔、镇江的甘露铁塔、甘肃的泾川大云寺、陕西耀县的舍利塔、河北定县的静志寺等。同时，台湾也有多处供奉佛陀舍利：如花莲慈济精舍由XZang法戒寺辗转请回了十颗佛陀舍利供奉，台北善导寺于1988年由斯里兰卡的马西扬格那寺赠与了一粒佛陀舍利子。创立世界宗教博物馆的灵鹫山心道法师，从尼泊尔请回了数粒佛陀舍利子。最著名的，则是佛光山星云法师早年即从印度请回一粒佛陀舍利子供奉于佛教文物陈列馆中，而于印度传戒时，更由XZang贡葛多杰仁波切转赠了一枚极为珍贵的佛牙舍利，并于1998年4月正式迎来台湾的佛光山供奉。

《大正藏》第五十三册，页五八六上。其文多采道宣《感通录》，可相互参考。

约从西元前二六○年顷，阿育王曾派遣摩诃勒弃多（Maharakkhita）、末阐提（Majjhantika）至西域传教。摩诃勒弃多主要布道于印度西北之希腊殖民地臾那国（Yona），复扩及阿富汗、安息、康居等地；末阐提则在犍陀罗、迦湿弥罗等地布教。佛教于西域迅速流布，至西元四世纪，高昌（今吐鲁番）甚至奉为国教，彼时为西域佛教鼎盛期。有关阿育王派遣使者至雪山、西域各国布教的记载，另可参阅《善见律毗婆沙》卷二（《大正藏》第二十四册，页六八三起）。此外，据《大磨崖法敕》（《阿育王刻文》）记载：阿育王将佛法甚至传播至叙利亚、埃及、马其顿（Macedonia）及塞利尼（Cyrene）等地区。

除中国有十九处阿育王塔供奉佛陀舍利的传说外，佛陀舍利到中国最可靠的记载有二：一是《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所云，玄奘法师自印取经归国时（西元六四五年），携回如来舍利一五○粒（《大正藏》第五十一册，页九四六下）。二是《宋高僧传》卷一所言，唐代僧人义净从印度返国时（西元六九五年），请回佛陀舍利三百粒（《大正藏》第五十册，页七一○中）。

详见佛光山全球资讯网“佛指舍利专题”及商成勇、岳南《万世法门》一书，台北：远流出版社，2002。

即《阿育王法敕》。指阿育王曾将敕令刻于磨崖、石柱等的教法诰文。该刻文所用的文字是接近梵文与巴利文的一种方言，年代约为西元前二五○年。今发现者计有大磨崖（主要目的为向希腊人传布佛教）、小磨崖（大意为对外扩充佛法的教域，对内则举孝顺之实事）各七所、石柱十根（内容为禁止杀生，有司应以仁慈为旨）、石窟刻铭及石板等五种。除《小磨崖法敕》有阿育王之名外，余皆刻“天爱喜见王”（Devanajpriya priyadrawi，乃皈依佛教后的尊名）。此种法敕刻文，所在范围甚广，几乎遍及全印度，如存于佛陀诞生地的蓝毗尼园石柱上便刻有：“（王）灌顶即位后二十年诣此地”之文。《高僧法显传》、《大唐西域记》中屡次提到的石柱当属此类，其后湮没，世人遂无知之者。直到西元一三五六年，回教王菲罗兹夏尔（Firoz Shal）在距离德里（Dehli）一百六十余公里及六十余公里处各发现一根石柱，并将之移至德里。十九世纪为英领东印度协会的霍尔上尉（Captain Hoare）所注意，其后又陆续于印度、尼泊尔、阿富汗等地发现。后经考古学家普林斯（Prinsep）的苦心研读，于一八三七年得以确认为“阿育王刻文”，由于“阿育王刻文”与锡兰所传的《大史》、《岛史》一致，使得印度史与佛教史的研究更进一步，同时阿育王当时的政治领域和弘教施设的年代也可由此窥知。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