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西藏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众的力量，所以为了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设法，务要切断佛教与民众的连系。只是尽管他废除喇嘛教在内地中央的特权，最终还是没有削弱喇嘛教在汉地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设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甚至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任用西藏僧人为僧官。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太祖封“炽盛佛宝国师”；七年，八思巴的后代公哥列思八纳思监藏班藏卜入朝，亦被加封“国师”称号。 明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尊重。永乐元年（一四○三）曾派遣中官侯显进入西藏，迎请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亲自前往慰问外，封他为“大*法王”，并且请他在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此外，当时在西藏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释迦智到中土来，明成祖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释迦智还当了永乐、宣德两代国师。 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成祖永乐时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及十八灌顶国师。 后来的宪宗、孝宗、武宗三代，也都相当敬崇喇嘛，东来中土的西藏喇嘛，多给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的尊称。 因为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汉传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并且渐趋没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袭明朝，连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相同（见《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当崇敬喇嘛教，顺治九年时（一六五二）达*五世应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喇嘛”，这也是西藏黄教取得中国政府认同之始，而成为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自此至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视和礼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内潜邸，设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宫，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收辑古德禅语成为《御选语录》十九卷，世祖喜受参禅，并且以禅门宗匠自居。他曾召请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木陈道忞等禅师先后入京说法。另外还曾选点一千五百位僧人从玉林通琇受戒，并尊为国师，以表示他对汉人佛教的贡献。（见《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此外，世宗也从章嘉活佛学禅，并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诣多得力于章嘉，他曾赞叹章嘉是“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见《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又称赞他是“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 乾隆四十四年时（一七七九），第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自乾隆皇帝起，归依班禅为师，亲受佛教教义，宫中大臣、后妃、嫔妾、太监等，无不敬班禅如佛。 虽然从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仪，遗憾的是，历代的喇嘛并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导帝王治国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来迎合帝王富贵欢乐的美梦，以致帝王被世间声色之娱所迷，朝纲不振，国势积弱，诚所谓“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发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师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缘，其它汉传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视，难怪元朝历任皇帝的政权短暂，国祚不长，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为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