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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二)(3)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XZang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XZang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于朱元璋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众的力量,所以为了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设法,务要切断佛教与民众的连系。只是尽管他废除喇嘛教在内地中央的特权,最终还是没有削弱喇嘛教在汉地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设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甚至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二僧纲司,任用XZang僧人为僧官。洪武六年(一三七三)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太祖封“炽盛佛宝国师”;七年,八思巴的后代公哥列思八纳思监藏班藏卜入朝,亦被加封“国师”称号。
  明成祖即位后,对喇嘛更加尊重。永乐元年(一四○三)曾派遣中官侯显进入XZang,迎请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亲自前往慰问外,封他为“大*法王”,并且请他在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此外,当时在XZang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释迦智到中土来,明成祖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释迦智还当了永乐、宣德两代国师。
  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成祖永乐时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及十八灌顶国师。
  后来的宪宗、孝宗、武宗三代,也都相当敬崇喇嘛,东来中土的XZang喇嘛,多给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的尊称。
  因为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汉传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并且渐趋没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袭明朝,连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相同(见《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当崇敬喇嘛教,顺治九年时(一六五二)达*五世应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喇嘛”,这也是XZang黄教取得中国政府认同之始,而成为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于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自此至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视和礼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内潜邸,设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宫,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收辑古德禅语成为《御选语录》十九卷,世祖喜受参禅,并且以禅门宗匠自居。他曾召请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木陈道忞等禅师先后入京说法。另外还曾选点一千五百位僧人从玉林通琇受戒,并尊为国师,以表示他对汉人佛教的贡献。(见《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此外,世宗也从章嘉活佛学禅,并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诣多得力于章嘉,他曾赞叹章嘉是“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见《御选语录卷十八》)后又称赞他是“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
  乾隆四十四年时(一七七九),第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自乾隆皇帝起,归依班禅为师,亲受佛教教义,宫中大臣、后妃、嫔妾、太监等,无不敬班禅如佛。
  虽然从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仪,遗憾的是,历代的喇嘛并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导帝王治国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来迎合帝王富贵欢乐的美梦,以致帝王被世间声色之娱所迷,朝纲不振,国势积弱,诚所谓“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发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师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缘,其它汉传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视,难怪元朝历任皇帝的政权短暂,国祚不长,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为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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