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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经中有一个譬喻，师兄弟二人因为师父腿患风湿，每天分别为师父按摩双腿，因为彼此敌对，互相打断对方所按摩的腿，最后受伤害的是师父。禅净互相排斥，不但有违佛门广大、佛心无所不包的胸怀，而且正如“师父的腿”，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佛教本身。 所以，若说禅是一朵花，其实净土也是一朵花，“二花并艳”不是很好吗？“二花争艳”，皆为第一，何必互比高下？彼此相争，最后只有两败俱伤，此实不智之举也！ ↑ 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 密教，是相对于显教而言，世俗又称密教为喇嘛教。 密教经典最早是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有支谦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等经典；西晋时，又有《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的译出。但是，直到唐朝，密教才经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天竺人）、金刚智（天竺人）、不空（师子国人）的提倡，而使密宗的灌顶传法及各种仪规，如禳灾、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护摩等，受到皇朝的重视，盛行一时，并且由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不老的唐玄宗之支持，蔚然成宗。 唐朝的帝王，如唐太宗晚年，仿效秦始皇、汉武帝，希望求得长生不老之法；及至后世的高宗、玄宗等诸多帝王，也因受长生之术的诱惑，而与密教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元朝，蒙古人成吉思汗希图统辖西藏，因此以喇嘛教为国教，许多喇嘛受到帝王的尊仰，如元世祖忽必烈礼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成为中央统治的官员，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事务，中国广大显宗的僧侣，受到严重的压制。及至明代，一样尊崇喇嘛，朝庭封有八大法王；乃至清朝时期，西藏四大政教领袖：达*、班禅、哲布尊丹巴及章嘉胡图克图，再受清朝敕封。这段时期，密教与帝王、宫庭的密切关系，形成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宫庭密教时期”。 根据《元史?释老篇》记载：“释老之教行于中国，已有千数百年，然其盛衰系于时君之好恶，如佛之于晋、宋、梁、陈，如黄老之于汉、魏、唐、宋，其效可观。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历史家赵翼在《考史杂录》〈陔余丛考〉卷十八“元时崇奉教滥”一节中提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元朝喇嘛教盛行情况可见一般。 元朝崇敬喇嘛教，始自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外，并曾在太庙落成时，亲自与全国四万僧侣举行戒会七天，从此定为永式；此外，他向群臣宣布：“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八） 元朝著名的喇嘛，首推八思巴。忽必烈在元宪宗在位时，曾率兵进入西藏，见到七岁的八思巴纵横说法，辩才无碍。及位后，礼八思巴为国师，并“受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开下教门。”元世祖接受八思巴的灌顶仪式，并受持戒法。至元六年时（一二六九）世祖又命八思巴为蒙古制造文字，称为“八思巴文”，后封他为“大*法王”，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深远。 元朝国祚九十八年，十一位皇帝全都礼拜喇嘛为国师、帝师。每一位皇帝即位之前，均需经过拜师受戒仪式，方得登基为帝。在《辍耕录》卷二即记载著：“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之‘囊达’，实此国俗然也。” 忽必烈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八思巴圆寂，元世祖下诏：“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嗣，终元世无改焉。”（见《蒙古源流笺证》卷六）于是继之有“亦邻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等多人受封为国师（见《新元史》，释老传）。国师的迎立，必需先遣大臣颁珠字诏，仪式隆重，如同元首。 此外，胆巴受八思巴推荐入朝，号为金刚上师，圆寂后进号“帝师”；阿鲁浑萨理是维吾尔人，从八思巴学习，亦精通其他民族语言及汉文经史百家，曾官拜集贤学士及平章政事；沙罗巴，西域人，小时即礼八思巴为剃度师，精通藏文，并且担任八思巴及元世祖之间翻译；达益巴，亲近八思巴十三年学习，元武宗即位时，曾受召进朝问法，圆寂后，谥号为“祐圣国师”；迦鲁纳答思是维吾尔族人，通达佛理及各民族语言，元世祖命他跟从八思巴学习佛法及藏文，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经论；必兰纳识里，维吾尔族学者，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至顺二年（西元一三三一年）受封为“国师”。 国师的地位尊荣，不仅帝后、太子受教，大臣也会相继前往受戒。除了封国师外，喇嘛优异而受朝廷赐封勋爵者，亦达十余人，如教瓦班受封“翰林丞旨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从吉祥受封“荣禄大夫司加禄大夫司徒”等(见《元史》〈本纪〉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五)。 当时辅佐帝王朝政者有宰相耶律楚材，僧人刘秉忠等。据《元史》卷一四六载：“楚材自幼聪敏好学，涉猎群书，天文、地理、术数、律历、释老、医卜之术等无一不通。楚材二十七岁时，太祖成吉思汗攻袭金都燕京，风闻楚材名声，召来陪侍左右，做政治顾问，礼遇有加。其后成吉思汗讨伐西域，每有楚材参划，屡次上谏而使太祖终有大成。” 在《翰林学士王磐碑铭文》则详细记载刘秉忠的事迹，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名僧侣。世祖即位，从朝仪官制创订到元号更新，悉依其草案，厘订社稷大计。刘秉忠虽位居人臣，仍斋居素食，未忽僧行，并且以天下为己任，贡献元朝发展。最重要的是，刘秉忠将中国佛教灌输到异族帝王心中，汉族受惠无计，带给国家社会影响很大。 元朝宫廷相当重视佛事，如大婚、出行，无不受戒；或者启建法会，法会内容相当多，例如《元史》〈本纪〉二十九记载：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寺；同卷又载：昭献元圣皇后忌，白修佛事，饭僧百万人。《元史》〈本纪〉十五提到：命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于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寺四十五会等等。其它如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也都是元朝宫廷中常作的佛事。甚至，如元世祖、元裕宗、元仁宗、元成宗之后等，往生后，皆奉祀在喇嘛寺中。诸帝的谥号更以梵、藏文取名，以表示聪明、吉祥等意义。 整个元朝由朝廷兴建的佛寺达千五百所，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崇恩福元寺等等。根据《元史》各本纪中记载，当代由大内召宣所刊行的藏经多种，如元世祖刊大藏三十六藏；成宗刊河西吐蕃两体字藏经；仁宗命杭州刊经八藏；文宗命江浙刊经二十七藏，以泥金写经规模宏伟，空前盛况；其它还有金字藏经、梵文维摩经、西番字藏经、畏兀字无量寿佛经一千部等；其中以元世祖召集汉藏大德僧人编辑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最为著名，是研究西藏经典与汉译经典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