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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三世因果之内，人在现世之中所制造的、并在现世之中就能了结的各种因果关系，因为过程很短，用“三世因果”来作解释可能有点帽子太大。所以不妨说它是“三时（过去现在未来）两重因果”，即，过去是现在的因，现在是过去的果；同时，现在又是未来的因，未来又是现在的果。在这样一种因果循环之中，如果有些因果关系于现世之中不能了结，则要延续到来世；有些因果现象不能用现世的原因进行解释，就要上推到前世。 [16] 轮回又称“六道轮回”，六道就是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牲这六道，众生于六道中轮回，随自己所造善恶之业，上下升沉。善多时生人、天道，恶多时生地狱、饿鬼道等等，生生死死，受苦无穷。 [17] 古汉语中，得、德相通，而得主得之于物，德主得之于心。故颜回箪食瓢饮居陋巷而不改其乐，亦真道德。然而，佛教三世因果的道德观，不仅提倡得之于心，也提倡得之于物，所以，佛教主张和鼓励福慧双修，即是此理。 [18] 《大正藏》49，p.861.2 ~ p.861.3。 [19]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佛性同一，佛性平等，佛性具足一切自性功德，所以一切众生皆有同等的尊严。人更是如此。这种尊严应该最大限度地尊重，和最小限度地侵害，否则因果报应立竿见影，触目惊心。日本固有泛神观念，所以，接纳佛教之后，对佛性思想有深刻认同和理解，并且发扬光大。 [20] 所谓忠良者，谋公而不谋私，说实话而办实事，难免会伤害专制体制的特权利益，因此，郡县专制政体不仅不会给他们真正的权力，反而会加深对他们的猜忌，削弱他们的权力，使他们无所适从，或者志气消沉，或者退隐江湖。而奸佞则不然，此种人最适合这种体制，他们谋私而不谋公，察言观色而阿谀逢迎，一旦权力在手，则苟且私欲，欺下瞒上，中饱私囊，乐而忘疲，所谓“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电视剧《刘铭传》）。 [21] “佛性缘起”，这是笔者刻意而为的表述形式。以往，佛性与缘起未见有连用者，一般皆说“法界缘起”。然而，为了使佛教能够适应当今社会，并指引未来文化的方向，佛教应该把“佛性缘起”的深意揭示出来，昭示天下。唯这一深意能够从文化上对现代和未来的人类社会给与真实而深刻的指引和贡献。 [22]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有压迫，就有反抗。”（《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4页）为什么人会反抗压迫？为什么人有这种能力？这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是由人性的平等和“佛性缘起”的属性所决定的。所以，一切人都有天赋尊严，“和而不同”才是最理想的生存方式。不仅人类如此，乃至整个众生界、整个自然界无不如此，所以，对整个生物界和自然界都需要敬畏和珍惜。 [23] 关于中国人之不信任文化，西方哲人早有论述，比如： 1、孟德斯鸠：“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所以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虽然欧洲商人从中国北方沿海的省份和日本进行贸易是很便利的，但是没有一个欧洲商人敢于用中国人的名义进行对日贸易。”（《论法的精神》） “中国人虽然以礼作为生活准则，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贸易中。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中国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标准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在中国欺骗是不受限制的。”（同上） 2、康德：“中国人可以把小块的碎绸布料缝成一整块，其手艺之精巧，就连那些最为小心谨慎的商人也难看出破绽；他们还用铜丝修补联结破碎了的瓷器，使其乍一看上去简直天衣无缝；因为食品均按重量出售，所以，它们往鸡嗉囊里填砂子。类似这些骗局一旦败露，他们也并不感到羞愧，而只是从中看到自己手段的不高明。”（《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3、黑格尔：中国人“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现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历史哲学》） 4、马克斯·韦伯：“同样地，中国人无双的不诚实却总是存在，即使是对他们自己的辩护律师也是如此。与同样有封建历史的国家如日本相比，中国人的不诚实与大商业中商人显而易见的极端重要的诚信是极不相容的。当然，零售业可能不太在乎诚信的；即便如此，在中国的本地人中，（零售）也好象没有什么固定价格。这种中国人相互间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这与新教徒间，以至于对外人也是一样的，那种同胞般的信任与诚挚是绝然不同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