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戒律与孝道合一

宋代高僧契嵩是中国佛教孝道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代佛教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孝进行专门讨论，著有《孝论》十二章，满篇皆言孝，被尊为中国佛教的《孝经》。从内容上看，《孝论》最大的特色是其戒孝合一论。

契嵩指出，“孝名为戒”是佛教戒律的一个基本原则，《梵网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孝顺父母，受五戒，是为优婆塞、优婆离，由此可达仁义之道；孝顺师僧，受具足戒，是为比丘、比丘尼，孝顺自己的各位老师，由此可达涅槃之道；孝顺佛、法、僧，受菩萨戒，是为摩诃萨(菩萨)，由此可达菩提解脱之道。他认为佛教戒律是以孝为基础的，“孝为戒之端，子与戒而欲亡孝，非戒也。夫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端”指孝是戒的出发点，离开了孝，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佛戒。对于孝和戒不应理解为：一是世间的孝，另一是出世间的戒，而是戒孝合一的。因此修行者如果试图只持戒而不行孝，那么所持之戒非佛戒。

孝之为戒的观点，从理论上讲是善的归趣性的一致，孝为百善之先，而戒的基本功能是为善去恶。确立了戒，善行、善语、善意的建立就有了依据，所以契嵩说：“戒也者，众善之所以生。”孝、戒、善三者的关系，实际上是由孝而戒，由戒而善。

契嵩还指出了儒教之孝和佛教之孝的不同特点。一般的世俗观点认为儒教讲孝而佛教不讲孝；或者听说佛教也有孝，则主张既有儒之孝，又何必加上佛教之孝？契嵩认为，此是见儒而不见佛。佛，表示一种思想境界的终极境地。儒教之孝坚持了孝的一些基本原则，而佛教之孝进一步扩大孝的思想内涵。儒教之孝侧重于孝敬生活中的父母本人之身，而佛教之孝则广及于三世父母以及众生之恩。如果用大小浅奥来对比两者之孝，他认为佛教之孝所体现的善，是大善、奥善，君子应志于佛教大奥之孝。

契嵩还从佛教伦理的五戒论述了孝和戒的关系。五戒所言都是孝，“夫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饮酒,智也；不妄言,信也。是五者修，则成其人，显其亲，不亦孝乎”，这五者，如果有一戒不修，直接的结果是对自身形象的贬低，使双亲蒙辱，就是不孝。“夫五戒,有孝之蕴,而世俗不睹,忽之而未谅也”， 这里,契嵩通过佛门五戒与儒家五常的比附,得出“戒为孝蕴”的结论。“戒为孝蕴”也就是广义的孝。广义上看，佛教的戒律都是讲孝。他从道德修行论的角度把孝论推进至戒，人们想要修福，必须真切地行孝；想要真切地行孝，必须持戒，所以行孝必须持戒。

总的说来, 契嵩极倾向于儒家孝道思想，从“孝名为戒”、“戒为孝先”、“戒为孝蕴”至佛教之孝为“至孝”，全方位地寻找儒佛之间的契合点。他明确承认了孝道是佛门戒法的世俗伦理之本,此观点体现了中土佛教处理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关系的总体思路。

(四)孝顺与念佛统一

宋元以后的中国化佛教,在孝道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倡导孝顺与念佛统一。孝顺与念佛统一的经典根据，是净土三经之一《观无量寿经》，该经述说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孝顺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申说念佛法门是解脱之正道，孝顺父母是往生之正因,达成了孝顺与念佛统一。

宋代高僧永明延寿(904~975)是禅净合流的倡导者，他曾提倡孝养父母是“第一福田”，是开“生天之净路”的观点。明末以净土念佛法门为旨归的云栖(莲池)大师，认为“念佛修净土者，不顺父母，不名念佛”，倡导不违孝道,兼顾道俗的念佛法门，继而主张“家有净室，闭门念佛可也，不必供奉邪师。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佛门居士中也有人赞同孝顺念佛的主张，李贽(1527~1602)在《焚书》中言：“念佛者，必修行，孝则百行之先,若念佛名，而孝行先缺, 岂阿弥陀亦少孝行之佛乎?”李贽认为孝行是念佛成佛的必要条件，如果缺少孝行，无佛可成。印光大师(1861~1940)是近代佛教史上孝顺与念佛统一的倡导者，他大承净土遗风，专事念佛，视佛教以孝为本，著有《佛教以孝为本论》，以儒家伦理和念佛法门教人，推进“人间佛教”的行程。他认为“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主张学佛者应出于孝子之门，只有那些不忘贤母之恩，以立身行道彰显父母祖宗之德的贤人才能往生净土，成就佛道。

总之，宋代以后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道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日益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道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力倡持戒与孝行统一、孝顺与念佛统一，使“戒孝一致”、“孝顺念佛”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孝道思想的特征,从而达成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道思想上的契合。这种契合,既是佛教伦理向中土纲常名教靠拢糅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

二、中国佛教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

中国佛教孝道思想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其内容而表现，也可以通过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孝道思想相比较而彰显，而后者更能突出中国佛教孝道伦理的特色。

(一)“戒”“善”结合

中国传统伦理是宗法伦理、血缘伦理、政治伦理的统一，而将上述三者合为一体的则是孝。中国传统孝道的伦理实践基本上围绕着两个字：“继”和“祭”。“继”是延续父母和祖先的生物性生命，继承父母和祖先的德行，完成父母和祖先的愿望。“祭”是丧仪中对逝去的父母的祭和人生礼仪、四时祭仪中对祖神的祭。由爱亲、思亲再到孝亲，是由抒发人情发展为伦理道德的遵循，把生者的行为纳入人格化甚至神格化的先人的行为规范中。

而中国佛教孝道的伦理实践则是围绕着另两个字：“戒”和“善”。以孝为戒是中土社会将持戒与孝行结合起来的典型，戒孝一致的主张成为佛教伦理与世俗伦理沟通的桥梁，也是中国佛教孝道伦理的重要内容。“孝名为戒”、“百善孝先”，是中国佛教对抗儒教最有力的利器，是中国佛教孝道思想的伦理旨趣所在，也是中国佛教得以广泛流传、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无论以孝为戒的元典《梵网经》，还是唐代神清大师的《北山录》、宋代契嵩的《辅教篇·孝论》、明代智旭大师的《孝闻说》都主张戒孝一致。

一般来说，孝名为戒的戒孝一致论，对中国佛教而言，可作两层含义的理解：其一，持戒就是行孝，即以戒为孝；其二，实行孝就是持戒，即以孝为戒。如果在护法的思想前提下，则多言持戒就是孝顺，且是超俗的大孝；如果在布道的思想前提下，则多言孝顺就是持戒，特别是在劝佛门僧众要不违俗谛、遵行世俗伦理时，应多言“以孝为戒”。以佛教基本立场而言，多持“以戒为孝”的含义，有利于佛教兼顾世俗、融摄儒家伦理，方便教化。对中国佛教孝道思想而言，多倾向于“以孝为戒”，孝就是佛教的戒，是佛徒必修的道德，是成佛的根本。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