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户人家的女儿。如《清平山堂话本·花灯较莲女成佛记》中张待诏的女儿莲女,她拦住能仁寺惠光禅师问:“龙女八岁,献宝珠,得成佛道;奴今七岁,无宝珠,得成佛否?”龙女成佛的故事出自《妙法莲华经》,这是小乘教义向大乘教义过渡的一个标志。 有富豪之子。如《金瓶梅》中的孝哥。《金瓶梅》一书不畏佛门拔舌之诫,极为描摹无明色相,而竟以西门庆的遗腹子皈佛为归。 有忠臣。《说岳全传》中的岳飞,据说他本来是如来佛法座上面的大鹏金翅鸟。 有醇儒。文天祥以养浩然之气自负,但全祖望《梅花岭记》说他以悟大光明法而得解脱。 还有老虎。萧梁王琰《冥祥记》记天竺沙门耆域前行,“有两虎迎之,弭耳掉尾,域手摩其头,虎便入草”,是老虎有佛性。还有蛇。《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记许多蛇“皆有佛性,逢人不伤,见物不害”。谈《金刚经》,原是猿所化。敦煌变文《四兽因缘》说“弥猴即是大目干连”,“后得成佛”。 甚至还有石头。长篇小说《红楼梦》,原名《石头记》,所记的就是一块石头,但不是寻常的石头,而是一块“灵性已通”,“幻形入世”,“引登彼岸”的石头,实际上是块有佛性的石头。《石头记》的书名如勉译为现代汉语,那就是:一块有佛性的石头在现实的宗法社会中经历重重磨难而终于皈依空门的传记。 佛性既然是遍及一切的,就要与一切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相并而存,就不能不调整佛性与其他价值的关系,取得适度的紧张或张力。佛家讲成佛,道士讲成仙。《老子道德经》所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被后世道教徒利用并加以发挥,道教徒把得道成仙作为最高目的。自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葛洪《抱朴子内篇》,直至张伯端《悟真篇》,道教内部有着关于外丹、内丹的种种争论,讨论的是成仙的途径、方法。道教的文学作品意在宣扬凡人可以羽化登仙,自《神仙传》、《列仙传》以来,历来关于得道成仙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元杂剧中,有一本《吕洞宾点化度黄龙》,它就讲述了道家仙人或道士的吕洞宾对佛教的评判,一争高下。从宗教本位出发这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对自宗自教的坚定信念而先会有排他的评语。一开始他就准备把佛教徒度为仙人的。但到了剧本结尾,东华仙对黄龙禅师说:“禅师你听者,你当初出家时侍奉金仙,岂知俺道妙玄玄。见下方有神仙出现,遣洞宾直至人间。将仙道讲通佛道,论道释两教无偏,您佛道苦空寂灭,俺仙道后天先天。今日个弃释教皈于仙道,念至理弃却凡缘,脱离了凡胎浊骨,跟贫道正果朝元。” 要拿佛教方面的讲法来看,与这样的主张是截然相反的。佛家认为,不是吕洞宾度化黄龙,倒是黄龙禅师度化吕洞宾。“吕岩真人,字洞宾......道经黄龙山,睹紫云成盖,疑有异人。乃入囤耍盗击鼓升堂。龙见,意必吕公也,欲诱而进,厉声曰:‘座傍有窃法者。’吕毅然出,问:‘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龙指曰:‘这守尸鬼!’吕曰:‘争奈囊有长生不死药。’龙曰:‘饶经八万劫,终是落空亡。’吕薄讶,飞剑胁入,剑不能入,遂再拜,求指归。龙诘曰:‘半升铛内煮山川即不问,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吕于言下顿契,作偈曰:‘弃却瓢囊?砸碎琴,如今不恋水中金。自从一见黄龙后,始觉从前错用心。’” 佛教与道教、佛性和仙人品格之间,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始终有着又融合又较量的张力;这不仅表现为哲学思想上的相互吸收;宗教经典的相互模仿以至伪造,也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争夺地盘,在政治上向王权争宠;在文学作品中,则通过神通故事这一类神话而寓含褒贬。其实就整个人类宗教史而言,无论在世界的何处,宗教的排他性总是第一位的,没有这种排他性,也就失去了宗教的自身品格与地位。但宗教又不能一味排他,作为一种附丽于社会存在的文化现象,宗教又有兼容性、融合性,它不能不包含一定程度的让步与宽容。任何极端排他的宗教都会愿意或不愿意地忍受或接受别的思想形态,包括别的宗教。 佛教在印度,也有不少与之相抗衡与争夺的对手,这是就外部而言;在佛教内部,同时也有不少的“异说”,他们都是受社会思潮影响的产物。印度佛教将外部的“异端”教派称之为“外道”,将内部的称为 “异说”。从汉译佛典,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和“外道”的争夺。例如,北魏慧觉译《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中就记有舍卫国长者须达买祗陀园为佛起精舍,六师外道出来阻挠。“六师众中,有一弟子名劳度差,善知幻术”,劳度差变作大树,舍利弗以神力作旋岚风;劳度差变作一池,舍利弗化作六牙白象;劳度差变作一山,舍利弗变作金刚力士;劳度差变作一龙,舍利弗化作金翅鸟王;劳度差?复作一牛,身体高大,肥壮多力,粗脚利角,爬地大吼,奔突来前。时舍利弗,化作师子王,分裂食之。众人言曰:“舍利弗胜,劳度差不如。”复变其身,作夜叉鬼,形体长大,头上火燃,目赤如血,四牙长利,口自出火,腾跃奔赴。时舍利弗,自化其身,作毗沙门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无有去处,唯舍利弗边,凉冷无火,即时屈伏,五体投地,求哀脱命。辱心已生,火即还灭。 这样的故事是不胜穷举的。我国的敦煌本《降魔变文》,自《贤愚经》这一段舍利弗和六师外道斗法故事化出,然而情节更加神奇,场面更加热闹,描写更加仔细,如和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片断记述相比,可以说已完成了小说发展的质的飞跃。可怪的是印度的六师外道所化的宝山上面竟然有古代中国的仙人王乔、丁令威,而六师外道的形象已经变了质,令我们读上去有如中国的道士。这里毁寓含着文化传播的规律,也有宗教间排斥的社会背景。 魏晋以来,佛教徒创作了大量的宗教文学作品,在宣扬佛性的同时,抨击仙人品格。文学作品首先是具体时代的现实社会生活的产物,在她中间凝结着先前的传统文化观念与同时代的生存需求,所以她既然是传统的历史的,又是世俗的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学作品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类,参与创作的人也就逐渐从宗教圈子扩散出来,成为了世俗的作者群。佛性和仙品仙格的对置更多地只是文学中必不可少的情节发展的契机,而不再是道德高下的争铎。 检视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从《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宝太监下西洋》、《南游记》、《西游补》等等。我们都可以说,这些作品的题材虽然一开始来自宗教文学的创意,但若将这些作品怪诞离奇加以考证,其原生态中都本于宗教故典。《封神演义》中的“阐教”和“截教”,《西游记》中的佛、道之争,都是中国固有的超自然玄想与外来的佛性的矛盾与矛盾解决的阐释与表述。所有这些作品并不一定站在排他的虔诚的宗教立场上着意宣扬佛性或仙品,而其实只是借题发挥,自说自话。在故事的呈现与展开过程中,大量地添加了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其锋芒所指是谴责社会中的丑恶,表现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这样的叙事方法,虽然不得不依据传统,不得不借宗教的框架来设置安排,但″旧瓶装新酒″的做法已经透出了时代的新鲜气息,展现了特定社会结构中人们的憧憬与追求。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