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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基督教中的三个问题(4)

客观地说,这与特雷西以“真际”为中心的态度已经相当接近。但是孔汉思坚持认为“虚己的上帝”(KenoticGod)之观念并非出自《圣经》,并批评阿部正雄对《腓立比书》的解释是“一种对基督教文本的佛教释经学(Buddhist

客观地说,这与特雷西以“真际”为中心的态度已经相当接近。但是孔汉思坚持认为“虚己的上帝”(KenoticGod)之观念并非出自《圣经》,并批评阿部正雄对《腓立比书》的解释是“一种对基督教文本的佛教释经学(Buddhistexegesis)”,因为它“将基本概念抽离于基督教文本,而移植到佛教的语境当中”。这确实对阿部正雄多少有些冤枉。乃至阿部正雄一再重申:“我真诚地希望,自己讨论基督教时所依据的标准并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佛教,而在于它是否符合基督教的灵性。如果对话的双方都可以抓住对方的内在灵性、而不是把自己的本体论和价值论范畴强加其上,宗教间的对话才能够恰当而有效。”

阿部正雄用西方话语重释佛教概念,其实并没有妨碍他持守自己的佛教立场。比如他一方面“赞扬蒂利希将上帝理解为‘包含了非存在的存在本身’(Beingwhichincludesnon-being)”,另一方面也对蒂利希的理论有所批评。在他看来,蒂利希将上帝理解为“对‘有’(being)与‘无’(nothing)的一种不平衡关系的双重否定”,还“缺少一种作为平衡关系的佛教之‘空’”——“尽管我们在蒂利希和佛教之中都看到‘有’和‘无’的两极,其基础却是截然不同的。在蒂利希那里,终极的实在(上帝)被认为是统一‘存在’和‘非存在’的第三者;而佛教的终极实在(空),不是第三者,也不是第一者或者第二者。这就是说,佛教的终极实在完全是通过原本的‘存在’和‘非存在’之转换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不仅要全然否定‘无’、也要全然否定‘有’;要实现作为终极实在的‘空’,就必须同时否定这两极。”他甚至在蒂利希去世以后还相当尖刻地写到:“我非常希望能有神学家代表蒂利希来回应上述的分析。”

就问题本身来说,其实也许不需要后来者为蒂利希代言,因为卡尔·巴特的《罗马书释义》早有相关的讨论。以上辩难对宗教对话的更主要意味,在于“没有立场”的概念重释仍然表达着清晰的“立场”;是为“无执”。而我们常常见到的释圣严式的“对话”,也许正因为太于过执著自己的话语,结果只能纠缠在“畜生”、“白痴”之间,却已经无所谓“立场”;是为“无明”。

当阿部正雄提出“世界宗教无共名”的命题之时,他是希望各个宗教能“被其他宗教所审视,也通过宗教对话被其自身所审视”。这正是“无执”的对话方法之内在的要求。

四、结语:我们还能不能看见日出

潘尼卡《文化裁军》一书提到两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一是来自圣奥古斯丁的布道文:两个人决定去看日出,而他们首先是要讨论太阳会从哪里出来,看日出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结果两个人意见不一,从争吵以至斗殴,激愤之间,双双抓瞎了对方的眼睛,最终谁也没看见日出。另一段故事来自亚瑟王传奇: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之所以要在圆桌旁就座,是因为圆桌可以免得任何人占据首席。

在潘尼卡看来,去看日出的“两个人”实际上正相当于现实生活中的富人和穷人、右派和左派、信仰者和非信仰者、白人和黑人、甚至男性和女性,相当于当今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宗教、种族和文化的诸多差异。与圆桌骑士们相对应的,则是当今种种令人失望的“对话”:我们的“对话之桌”总是被某些先决的形式所规定,从而“往往不是圆桌”。潘尼卡从西方人的角度,提及“我们习惯于手持美元的刀叉、技术发展的汤匙,铺上民主的桌布,喝着进步的酒”等等;而反躬自问,难道我们自己就没有自己的刀叉、汤匙、桌布和酒吗?

故事亦有如对话,它之所以成为故事,并非因为它是“我们”的故事,却只是因为它注定同我们相关联,注定包含了后世处境的原型。潘尼卡提及的两段故事都出自欧洲中世纪,但是其中的喻指也许特别值得当代人反复咀嚼。

根据潘尼卡所引用的统计,中世纪以来的战争不仅从未减少,反而是愈演愈烈:16世纪的欧洲人打过87次仗,17世纪是239次,18世纪781次,19世纪651次,而20世纪的前40年就已经有过892次。不同的族群、传统和信仰似乎都同样崇尚和平、同样要张扬正义,但是事实上,相似的价值理想却一再成为鼓励人们投入冲突的正当理由。

人类的希望之旅,难道真的有如潘尼卡所描述的“日出”?已经近乎鼓噪的“文化对话”,如何才能架起一张真正的“圆桌”?潘尼卡的故事,使我们看到了历史与现实中的两种文化偏执,而要放弃这样的文化偏执,却并不那么简单。

基于不同的传统和文化立场,人们为了同一次“日出”而最终毁灭观看“日出”的可能性,早已是屡见不鲜的“冲突母题”。其中最可怕的并不在于争执甚至冲突的惨烈,而在于争执或冲突的双方都声称自己是在追求同一次“日出”。由此推出的逻辑结论只能有一个,即:我们自以为在追求的崇高目的或者价值理想,常常也正是冲突和灾难的缘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所经历过的罪恶,从来都不缺少“道德”和“正义”的旗号;而我们各自的传统,似乎都潜在着一种文化的“自恋”——由“自恋”而至偏执、由偏执而至冲突,由冲突又在自己的传统、信仰或者处境中得到理由。如此循环往复,我们只能离“日出”一日远一日。或许可以说,“我们还能不能看见日出”的问题,就取决于我们还能不能在文化的自恋和偏执之外找到一个支点。

作为神学家,潘尼卡寄望于超越冲突双方的“第三种能量”,寄望于对话双方“向某种更高的、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祈求”,从而找到使对话双方“同等重要”的话语。对于芸芸众生,这也许显得过于理想化,但是一旦我们借此意识到自己文化中可能存在的自恋和偏执,一旦我们甘于在文化、精神和观念上“裁军”,我们的希望之旅便会显现出一种高于我们自己的历史、传统和信仰的支点。对话由此而在。(信息来源:摘自《佛学研究》)

编辑: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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