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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道士王浮，为了与佛教争夺宗教市场，王浮伪造了《老子胡化经》。道教和佛教的争吵关系不大，我们还是看看士大夫们是如何反应的吧。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除了极少数进步思想家如范缜之外，绝大部分士大夫是不存在华夷之辩的。据何尚之说，东晋以来：“王导、周顗宰辅之冠盖；王濛、谢尚，人伦之羽议；郗超、王坦、王恭、王谧，或号绝伦，或称独步，韶气贞情，文为物表。”说明这些人都是信佛的。玄学家并不把佛教当作对立物看待，如谢灵运说，佛教与儒家“体无鉴周，理归一极”。大文豪沈约也说：“内圣外圣，义均理一”。谢灵运还剽窃佛教，发说了士子成为圣人的途径，博得了玄学家们一致的喝彩。玄学家不对立佛教，说明了一件事：即魏晋南北朝，不存在华夷的不同，佛教已为士大夫们认肯接纳。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佛学对现实世界，肯定的是仕族的豪华，它的活动圈子也主要局限在这一范围。这一时期的“高僧”，如道安、慧远、支道林都出身于世家，就连僧肇也幼习诗书，最差也是寒庶地主。玄学用“无”体肯定了“自然”之用，佛学用“性空”出离了生死两端，两者在哲学上是相通的。 南北朝末年到整个隋唐，中国封建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动，这就是仕族经济的衰落和寒族地主的兴起。仕族经济比较稳定，一个家族可以同一个王朝，甚至几个王朝相始终，而寒庶地主兴起得很快，衰落也很急骤。唐初象魏延这样一代名相，还担心家道中落，姚崇临死，还替子孙谋画如何保住性命。隋唐时期，土地兼并异常激烈，农民的反抗也达到空前的规模，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玄学失败了，意识形态呈现出真空的状况。北周武帝亲自诏集儒士、沙门和道士展开大辩论，决定哪种意识形态为主。讨论的结果是，“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以儒为先，以佛为后”的政策，基本上为隋唐的统治阶级沿袭，这是肯定封建统治的必然结果，也是统治者区分了儒、佛的“优点”和“缺点”后制订的。 东晋宗少文作《明佛论》时说：“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心”，，意思是说，儒家规定了纲常名教，却没有说明理论根据。北周道安法师说：“推色尽于极微，老氏之所未辩；究心穷于生灭，宣尼又所未言”，击中了儒家的要害，指出佛教存在的根本合理性，就是证明了统治秩序的永恒性。因此，在实际的思想序列上，佛教又比儒家高出了一个序列。正是由于这个任务，加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的激烈斗争，隋唐佛教理论的中心从魏晋本体曲折的肯定，转向了中国僧侣成佛道路的独创。因此，磨面打柴的慧能登上六祖的宝座，对着包括农民、伐樵者，以至州尹在内的各阶层的“善知识”们鼓吹明心成佛。禅宗就是顺着这样的逻辑道路发展起来的。据《五灯会元·卷二·元珪禅师》条记载，元珪解释五戒为，“不淫”，“无多欲也”；“不盗”，“向而福淫，不供而祸善也”。“不杀”，“涓有滥误疑混也”，“不遭湎败”。总的原则是：“以有心奉持而无心拘执，以有心为物而无心想身”。根据这些原则，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合法了，这就是成佛！ 唐朝官方认为：“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俗士为之，不通其指，多离以迂怪，假托变幻于也，斯所以为弊也。故中席之教，是所罕言，然亦不可诬也。”佛教虽然为纲常名教提供理论依据，但毕竟是从出生的一端来证明，带有很浓厚的神秘色彩，与传统的儒家文化不相符合。二者的差异性决定了二者的结合只能是暂时的，矛盾迟早会显露出来，用新的思想体系取而代之，这就是理学。(信息来源：摘自《湖北教育学院学报》) 编辑：纤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