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中华和合文化研究可以说掀起了一个新高湖，影响深远。

在国内确立了和合学概念。正因为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故引起了当代学者的关注和重视。海内外人士均对中华和合文化作了研究，以图揭示其内涵、本质及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探讨其影响和现代意义。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先生多年来从事中华和合文化的研究，在海内外演讲、介绍中华和合文化，共发表研究和合文化的学术论文十数篇。在此基础上，于近期出版了78万字的研究专著《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下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一书，标志着他和合学正式确立。张立文先生在演讲中，多次提及和合的象征以苏州寒山寺“和合二圣”是为形象鲜明。

当代国内著名学者张立文先生所明确提出的所谓“和合学”理论，时至今日，已超过20年的时间了。其影响所及，非限三教九家、更在政界，甚至还流播到了异域。他认为，“和合”乃是中华文化的首要价值，更是中华人文精神之精髓，只有“和合”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同时，他还明确指出，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亦即五大中心价值，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的价值。

存在不同争议的主要表现。究竟什么叫“和合学”？ “和”与“合”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和合”如何能够实现？对于“和”“合”本质与核心的问题，也是存在不同的看到。

和合为其所共同企盼达致的一种目的、结果和归宿。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在古代汉语的传统视野里，“合”、“和”二者并举，或“和”、“合”二字连用，似乎并不多见，即使其中存在着这样的语词，但亦似乎并没有“和合学”所表达之意。粗略统计，所谓“和合”者，在经、子、史、集中，凡228篇、322见；而且其中可见之于经部者，仅1篇1处，即《韩诗外传卷三》之所谓“阴阳和合”。

此外，在史籍中，我们还注意到，除有“阴阳和合”外，还有所谓“天地和合”、“上下和合”、“夫妇和合”、“远近和合”等，诸如此类，屡见不鲜，不胜枚举。而“阴阳”无疑又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理念，它完全可以指代其他所有两两对举、正相反对的东西。于是乎，这里便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能够谈到“和合”者必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最基本方面，而且此二者同时又必须是既相对而又相反的；二是所谓“和合”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关结点究竟在于“和”还是“合”？

再就后一个问题而论，所谓“和合”者，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关结点究竟在于“和”还是“合”？或者说，在此二者之间，又哪一个更本质、更核心而且也更重要些呢？这也应当说是当下所有持“和合论”者首先必须予以深入省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阴阳和合”之所谓“阴阳”，是两两既相对而又相反的煌煌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和合之间有关因果关系。所谓“和合”者，今天看来，最早当完整见诸《管子》之《幼官》和《兵法》二篇，而且此二者在文字表述上仅后面三句稍有差异，但前提条件是完全一致的；同时，这里更无疑已为我们明确界定了所谓“和”、“合”与“和合”的最准确、也最完整的释义：“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

所谓“和”、“合”二者，应当说是各有其基本前提的。前者之前提当是所谓“畜之以道”中的一个“道”字，而后者之前提则是所谓“养之以德”中的一个“德”字；换言之，只有“畜之以道”，才能使“民和”（即和睦、和谐）；与此同时，也只有“养之以德”，才能使“民合”（即合作、协作）。因此这里之所谓“和合”，不过意味着和睦合作与和谐协作；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管子》作者看来，同时也还必须要从根本上做到同道同德，或者说是同心同德，如此才能够从根本上做到“能谐”、“能辑”、“莫之能伤”以及“此居于图西方方外”。

管子乃是孔子的前人；而且众所周知，从总体上说，后者则亦曾对前者其人其事推崇有加。因此上述两段话，盖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此外，《庄子·知北游》中则亦有言曰：“圣人遭之而不违，过之而不守。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帝之所兴，王之所起也。” 《庄子集释》中又明确注云：“调偶，和合之谓也。” 由此可见，即使在庄子等人那里，所谓“调偶”或“和合”者，亦总是一个与“道”、“德”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理念。

常识却告诉我们，所谓本质与核心，一般地说，它是唯一的，不可能存在着两个；当然，更不可能为两个以上。

寒山诗承载和合文化在国际上影响深远，远播东邻日本，还传到美国及欧洲等地。

寒山诗传承的和合文化精神，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地位与声誉。公认对日本的俳句，短歌有深远的影响，甚至于以寒山诗为模式创作诗作。日本人之所以热衷寒山诗，一方面可能因为同属东方人种，在文化心理和文学渊源上有很密切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禅宗由中国渡海到东瀛后，成为日本僧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寒山诗中的寒山的诗中有不少禅宗的道理，宗教意味很浓，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尽管在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也不过是张扬了寒山诗或寒山寺的包括钟声在内的文化现象而矣。再者寒山的诗通俗浅显，简明流畅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日本僧人山田寒山（本名山田润，因仰慕寒山寺，故改名山田寒山），为寒山寺搜寻唐钟、或明钟，遍访日本列岛，终究没有找到。于是发心募化铸成2口铜钟，一口留在日本馆山寺，另一口赠送苏州寒山寺，并请当时（1905年4月）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撰铭：“姑苏寒山寺历劫年久，唐时钟声空于张继诗中传耳。尝闻寺钟转入我邦，今失所在，山田寒山搜索甚力，而遂不能得焉，乃将新铸一钟，赍往悬之，来请余铭。寒山有诗，次韵以代铭：姑苏非异域，有路传钟声，勿说盛衰迹，法灯灭又明。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大日本侯爵伊藤博文撰。子爵杉重华书。大工：小林诚羲，施主：十方檀那。”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撰铭也能够以寒山诗次韵，可见寒山诗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寒山诗随着日本铃木大拙对中国禅的介绍远渡美国，美国诗人史耐德根据日本画家所绘寒山、拾得的画像，翻译了二十四首寒山诗；克洛厄（Jack Kerouac）的自传式小说《法丐》，或译为《达摩浪人》（The Dharma Bums），将寒山与史耐德并列为嬉皮士的精神领袖；六十年代，布瑞士（Cyril Brich）所编的《中国文学选集》英文本，末收古诗十九首和辛弃疾的作品，却把史耐德翻译的二十四首寒山诗全部收入；这期间，寒山居然成为西方嬉皮士的精神领袖，其蓬头跣足、破鞋长发，在风尘中笑傲江湖的形象为嬉皮士仿效，认为这是能够摆脱世俗的纠缠，能够自给自足，表面疯癫，内心却无比理智的寒山精神，特别在美国，寒山诗风行一时，这却是始料未及的。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