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慈忍：此人无理取闹，对我恶言打骂相辱，实际上是愚昧无知，造下恶业，必有果报，我只能善语劝化，而不可与争。如佛祖宽恕十恶不恕的提婆达多，并不是不辨是非，而只是一种以德报怨的慈忍之心。

总之，佛门有修为之人，必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舍人之所不能舍，忍人之所不能忍，这叫修“三难行”。

如上所述，佛教平等悲悯忍让的观念，如使之普及于民众之中，渗透到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必将有助于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乃至敌对的关系，进而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和诚信的关系。

四，求财有道立正轨

社会的和谐又要建立在财富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基础之上。佛教“八正道”中的“正命”，就是指合理合法的谋生手段。《杂阿含经》中说“营生之业者，田种行商贾，牧牛羊生息，邸舍以求利。”这是说，只要是正当的职业，以劳动谋生都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出家的僧侣，最初是实践托钵乞食的财物供养制度，东传中国后，百丈禅师立下“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制度，他自己94岁的还坚持下田劳动，自食其力，成为佛门的好传统。《宋高僧传》中也记有着禅院慧普法师三十年中亲自耕地种田，还动手织缝衣服，得到时人的敬重。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国寺院更从农业生产到工业参与，佛门从事的一切事业，如过去的油坊、当铺、旅店、养老院、孤儿院，现代兴办学校、医院、家庭协谈中心、心理辅导机构等。所以今日的佛教徒，凡是对民生经济有增益，对社会有增益的事业，都是全力而为，这就是人间佛教普利群生的具体表现。佛教的财富观是以劳动谋生，取之有道，用之亦有道。这可以消解社会对物质财富的不正当的欲求和不正当的竞争，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维护诚信原则。

五、淡泊超脱去荣辱

佛教修持中的无我无法、淡泊人生的信念，也是有助于行者在面对人生厄运、挫折时，荣辱不惊，自我化解，从而有利于社会安定和谐。

这个超脱还包括对世俗政治争斗的超越。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针对当时社会上对佛教“抗礼”“不敬”的责难，对佛教和世俗王权不同社会地位和功能作了论述：“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遁世则宜高尚其迹。”“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候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从慧远的上述论述中，我们是否可有以下几点思考：

首先，不能要求宗教与世俗社会、政治完全同一。一方面，固然是“不依国主，不能弘法。”从佛教史上看，没有阿育王的支持，就不会有印度佛教的全盛时代，没有中国历代帝王的弘护，佛教也不能流布千年。政治权力完全有能力扶持一种宗教去取代另一种宗教。西藏佛教史上有“达磨灭佛”，汉地有“三武一宗灭佛”，都曾对佛教的存在造成很大的损害。但另一方面，宗教徒又毕竟与世俗不同，是“方外之宾”，如果完全与世俗社会同一，那也就不成为宗教了。

其次，作为宗教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方面，也是有其特殊性的“虽不处王候之位，亦已协契皇极”，不能要求它过于直接地参与社会政治，如果宗教组织过多或过于公开地介入政治，引入政治斗争中的功利和胜负动因，那就将损害宗教的功能及宗教在社会中超脱地位。佛教的这种超脱，可以置身于社会政治矛盾之外，以一种超然的第三者角度去调和、化解矛盾，其效果可能更好。

六、反哺报恩利社会

佛教有反哺报恩观念，要报四种恩：

一报父母恩：《戒经》中说：“孝名为戒……是世、出世问，莫不以孝为本也。”《佛说善生经》提出子女必须以“五事”来供奉父母。一是要为父母增添财物，这是孝养父母的物质保证。为了扶养子女，父母作了多少付出，子女成人独立了，理应为父母作点回报。二是要为父母分劳，尽量多担当一些家庭事务和劳作。三是要尽量满足父母的心愿，要关心老年人的精神和情感需要。四是不要随便违背父母的意愿。五是不能藏私，要尽自己的力量供奉父母。在中国佛教史上有很多节衣缩食、赡养父母的孝僧。

二报社会恩：印光大师曾说：“能与家庭，用与社会，尽谊尽分，是名善人。”佛教对社会为这几个方面：一是教化人心，有利于建设精神文明。二是扶贫救灾，困厄疏解，维护社会安定。佛教从事各种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活动，如救灾捐款，赈粮施粥，办养老院、残疾福利院，行医、施药，助学等，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可减轻国家负担，缓解下层群众的情绪。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佛教适应现代潮流，农禅并举，商禅并用，发展旅游业和各种文化事业，利教利国又利民。又能广泛联络海内外，招商引资，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五是促进中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在平息调解国与国之问的矛盾和争斗，在发展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佛教都有大贡献，这也是佛教对构建和谐人类社会的贡献。

三报国家恩：过去也叫做报国主恩。世俗的国家，是出家人安身立命的地方，经论中

有“佛不自佛，唯王能立”，“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古印度有阿育王，方有佛教的兴盛，在中国历代也有许多帝王、国主大力弘布佛法。在社会主义时期，国家也对佛教予以保护和支持，江泽民在青海塔尔寺题词“护国利民”，这是对佛教的肯定，也是期望。佛教爱国爱教，为国家的繁荣安定，为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国历史上多有爱国僧人，如两宋时期的大慧宗呆禅师提出了佛家的“忠义之心”，支持抗金而被秦桧流放十五年。又如近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圆瑛大师等。正如人们常说的，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籍的。佛教也是如此，为庄严国土的建设而出力。

四为报师长恩：《佛说善生经》中有弟子服侍师长的“五事。”

佛教的回报中又有有财布施，法布施，而佛家的施报更强调施予者“不思回报”，是一种慈悲济世的崇高胸怀，如《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行于布施。”，要在施者、被施者和所施上“三轮体空”，具有彻底的利他主义精神。

总之，佛教的施报，有利于构建佛教与世俗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也有利于世俗社会本身的协调、安定、和谐。

七、净土社会达和谐

佛教的净土观即是佛家所理想的和谐社会。具体说有三类乐土：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