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技负面效应的指责，从来便与对科技的赞颂并存着，只是声音微弱不被人们注意（或被潜意识排斥）罢了。1749年，法国思想家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一书中，指责科学起源于罪恶，且总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他认为科学的目的是虚幻的，效果是危险而有害的，它会使人损失时间，游手好闲，怠惰奢侈，从而引起风尚解体和趣味腐化，破坏德行。卢梭的这种观点，在科技高奏凯旋曲的近现代，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奇谈怪论。

耐人寻味的是，在科技辉煌的今天，卢梭式的声音不绝余响。1978年7月，在印度波那举行的世界秩序标准规划第14次会议上，由美国世界秩序协会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起草了一份有26名学者签名的报告，题目为《科学技术的堕落》。开篇云：“这是一篇对科学技术成为不平等、剥削、压迫世界工具的控诉书。”报告认为：现代社会不少思想、道德、伦理和文化上的混乱，与科技发展过快有关；应当适度限制科技发展以调整思想，使人类有足够的道德理性来正面使用科技，造福人类。

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S·科恩教授认为：在政治领域中，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精英人才统治论带来的危害，可能超过专门知识与专业工作做出的贡献；在社会方面，科学技术的革新不论成败，均对公认的文化生活与人类意识有破坏、瓦解、削弱作用。这种说法有点偏激，却也能获得某些资料的支持。

比如，原子弹自始至终是由科学家下力气付诸实施的。1939年3月18日，约里奥·居里在《自然》杂志发表铀核链式裂变反应的文章。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签署致罗斯福的信，揭开了原子时代的序幕。一位新闻记者对美国原子弹之父罗伯特·奥本海默采访，奥氏坦率地承认：正是他们这些人在二战末期为美国轰炸广岛提供了技术资料，作为技术专家，他为这一行为感到严重的“道义上的不安”，并云：“我们物理学家长期以来就生活在这种精神分裂中。”在和平时期，又是科学家们促进研究毁灭性更大的氢弹。

射电天文学的先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马丁·赖尔，在去世前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想寻找一个远离军事应用的研究领域，最后选择了天文学。然而，在他晚年，他发现自己开辟的射电探测技术却为军事带来了最大的利益。他开始怀疑是否他在1946年当一个农民，或许会好些。马丁·赖尔教授提出一个建议：在新的恐怖武器发明出来以前，现在停止基础科学研究可能为时还不晚。这是一位科学家临终前的反省，其言也善，其被接纳也难。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