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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一次，林肯送朋友时看见一只小鸟跌落在地，于是他设法把小鸟送回了鸟巢，因而耽误了朋友的行程。林肯说：“如果我让这只无助的小东西死在地上，今夜我将无法安眠。”】
找到的第二天，我们便去把德维领回来了，但养狗的合法性依旧存在问题。读书和追根究底的习惯促使我寻求理性的方法去解决，尝试与当局打交道。我很清楚，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是禁狗的，而把狗从养主家里拉走，当众活活打死，更是绝无仅有的。我开始调查外国的养狗状况和管理办法，与做其他研究工作一样，首先是检索文献。向国外著者发函索取抽印本或著作来收集资讯，是我过去做研究的习惯方法，基本上不会落空。这次也一样，信发出不久便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好几位专家寄来有关狗的各种书刊，有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有文化和历史的，有与人的关系和对养主健康影响的，还有管理和立法的，堆起来约一二尺厚。其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瑟普尔教授不仅寄来他的著作，而且向1997年第8届国际人与动物关系大会组委会推荐，邀请我赴布拉格与会，并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人对动物的态度及其历史和文化的报告。我之所以写信给瑟普尔教授，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在他那所大学的医学院进修，上班有时穿过他们兽医院的前庭，经常见到男人和女人们带着猫狗前去就诊，那情景就如同在儿童医院里父母们怜爱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们这代人是在闭塞环境中成长的，初次到美国处处觉得新奇，人们对猫狗如此宠爱，怎不令我印象深刻呢？
建国至1980年代，我们社会对狗的敌视和严厉管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因为，狗作为人类的伙伴虽然已有几万年的历史，但狗作为家庭的亲密成员则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所以，养狗长期被我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狗是地主富人的帮凶；过去流行的“阶级教育”总搞“忆苦思甜”报告，讲话人总要显示曾被地主、富人的狗咬过的伤疤，弄虚作假也在所不惜。何况那年头居住拥挤，人都勉强糊口，哪有东西给狗吃？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对待养狗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人们的态度仍是“宁左勿右”。在讨论养狗的会议上，反对养狗者总是大义凛然的样子，持容忍态度的人是很少数。我的一位朋友是市政协常委，也经常为自己的狗犯愁，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会上呼吁一下，他说那气氛令养狗人无地自容。究其原因，一是由于长期封闭造成的社会观念落后，二是国人的责任心差和缺乏宽容心的一种反映。由于有些养狗人不负责任，使有些不养狗或者天性厌恶狗的人感到不快，在强势主流思想的指引下，他们就咄咄逼人，对异见不能容忍，甚至视同水火。于是，我把从国外获得的资讯介绍给主管部门的主事人员，与他们进行沟通，他们也都通情达理，采纳了我的建议，下调登记费，给在较短期限内办理的养主以优惠。同时，我也开展“做负责任的养主”的宣传活动，要求养主不仅对宠物负责，而且要对社区负责，与邻里和睦相处。
人们恨狗，或者既爱狗又怕狗的另一原因，是狗可以传播疾病。但是，宠物的传病危险性显然被媒体夸大了，充满误解和危言耸听，令大众恐惧不安。澄清误解便是我的责任。例如，养狗可以使孕妇传染弓形虫病导致胎儿畸形，城市家养的健康狗也带有狂犬病毒，而且比例很高，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不幸的是，这些话经常出自一些专业人士或头面人物之口。其实，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存在一定的条件，动物传播疾病也不例外。只要养主负责任，给动物接种疫苗，请兽医进行阉割绝育，圈养在家里，不让他们在外流浪，把传播疾病的条件拒之门外，一般是很安全的。美国的一位儿科专家说：“一个儿童受其他儿童传染的机会远比从狗猫得来的机会大得多。”（不过真正关注动物福利的人并不主张饲养宠物，除非收容流浪动物。因为一是不宜把动物当作玩物，同时宠物在繁育、交易和运输过程中，也受到选育、淘汰和残酷对待，而且总有不少结局悲惨。）在萨斯病流行期间，一些地方的人们一度惊惶失措，听信谣传，无辜的猫狗惨遭遗弃屠杀，我的解释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对于遏止非理性行为起了一些作用。
我本是理想主义者，对身陷苦难的人们总是充满同情和怜悯，养狗的经历引导我把对痛苦的感受延伸到所有非人类动物，并对伦理问题进行追问。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和辛格的《动物解放》对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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