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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不但是理论的发现者，亦是理论的实践者。如佛陀在世之时，因了过去世未修菩萨道时与提婆达多结下怨恨，所以提婆达多时时想害佛报仇，时时来找佛陀佛陀的麻烦给佛陀过不去；可是佛陀并没有对他感到麻烦与烦恼，反之还对他表示亲切的好感，时时向大家说提婆达多是他的善知识，好朋友，由於提婆达多的逼害与鼓励，使他的道业精进勇猛，提早得到超级的成功。不但视提婆达多如此，就是视那位与提婆达多做朋友的阿奢世王，也是如此，因阿奢世王帮了提婆达多的忙，不只是毒害他自己的父母，也有给佛陀过不去的地方，可是佛陀对他没有半点嗔恨与仇视，当他恶报现前，身患毒疮，叫苦连天，向佛陀忏悔求救，佛陀还是以慈光摄被，使他毒疮平复，恢复了健康。这些，都证明佛陀不光在理论上说冤亲平等，而是在行动的事实上实现了冤亲平等。 四、佛教是自他两利的 普通一般人的感觉，看见佛教徒入山或闭起门来用功，都以为佛教徒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其实呢，入山或闭门自作工夫，正是为入世利人的预备。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一句话，正可以表达这个意思。 佛教的宗旨，在「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不做，消极的自利，众善奉行，就是积极的利他。所谓自他两利，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明吗？为甚麽要硬说佛教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呢？同时佛教行善的定义，是这所行的善行，必须于人于己都有利的，才叫做行善。如果于自己有利，他人无利或有害的，就不能叫做行善。又所作的善行，必须于现在有益的，於来世亦有益的，才叫做行善；如果只是目前有益，而将来无益的，亦不能叫做彻底的行善。这样来看佛教的为善，就是自他两利的标准的行善。所以学者梁启超居士说：「佛教的信仰是智信而非迷信，乃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又说：「佛教之最大纲领，曰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修智以求转迷成悟，是自利的事业；修悲救济众生，就是利他的大事业。如此，一个真正懂得佛理，能行佛事的佛教徒，就是人生自他两利的事业家，相信谁也不敢说佛教消极自利的逃世者了。 佛教的大乘行者，他们所作的事业，不但是自他两利，而且是利他重於自利，为人急於为己。孙中山先生曾说：「佛教以牺牲为主义，救济众生」，即是有见於此而说的。因为大乘行者的菩萨，他的发心修行善事，见苦必救，有求必应，你如果真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不但身外的财物可以布施给你，满你所愿，甚至自己宝贵的妻孥和生命，亦可以施献于你，真是「难行能形，难作能作」。而且他的布施为善，还是观空心境，不挟企图，所谓「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不杂丝毫功利观念。像儒家所说「杀生成仁，舍生取义」，亦都可是可歌可泣的牺牲为人的行动，如果其中不挟杂为自己贪图功名利禄的念头，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那麽都可视为牺牲为众生的大菩萨了。 中国在东晋时代有个邓攸其人，他在石勒兵到，怆惶挈家逃走，因其弟早亡，特全其侄，继其香火，而把自己的儿子系於树上不顾，为救侄儿，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可以说以做到了无我的境界，这在佛教看来，也是成了舍己为人的利他行者。因此，世间一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贤者，莫非是菩萨化世的大乘行者。佛教得名牺牲主义，其价值就在乎大乘菩萨所表现的积极救世的利他精神。 佛教在习惯上的称呼，分有大乘和小乘的名词。通常多呼南传佛教为小乘，以锡兰、暹、缅等处为小乘佛教的国家；呼北传佛教为大乘，以中、日、XZang等地为大乘佛教的国家。其实大乘教徒所表现的精神，固为积极的救世，就是小乘教徒不入社会，严萧自律的道德生活，亦是感召人心，影响社会，同意有其淑世利人的伟大作用。如中国只顾念佛不理人事的印光大师，严以律己怒以待人的弘一律师，他们静居兰若，并未深入社会，而所影响人心向善的作用往往比入世弘法的大乘行者，还要过之而无不及。由此足证大乘佛教固然是积极利世，而小乘佛教同样是勇於度人，在名词上分判大小，实在亦是多馀的。 人生在世数十寒暑，肉体终旧要坏灭的；而不灭的是精神生命，佛教呼之为慧命。儒家立功立德立言，呼为人生的三不朽，佛教则主张福慧双修，光寿无量，名为二种庄严。我们在短促的人生中，能建立不朽或庄严的事业，才不辜负人世生存的意义。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