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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信仰体现出鲜明的本土化特色，构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其特点表现为： 1、多样性：在中国佛教信仰中，并没有严格的一神崇拜，在民间更多地是表现出“逢庙就烧香，见像就叩头”的多样性选择。在信仰谱系上儒释道以及三教九流都可成为信仰崇拜的对象，佛道之神、民间人物都可借来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在许多寺院更有三教殿、奶奶庙等。 2、现世性：四大名山、四大菩萨的确立是明清以来的信仰结晶。尽管在中国佛教史上将这一时期以来的佛教定义为是中国佛教的衰落期，但中国人所接受的某些教义已经深入人心，化为血肉，佛教不再是外来的宗教，而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明清时虽然看不到象隋唐那样光辉灿烂的佛教教理气象，但通过对观音的信仰、念佛会、放生会、受戒会、斋僧会等实践活动，使佛教深深地渗透至百姓生活之中，满足了民众“有求必应”的现世需求与当下关怀，佛教与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相协调，同民众生活密切联系起来。 3、功利性：在中国佛教信仰圈内流传着“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临时抱佛脚”的说法，这形象地表达了民众信仰的功利性心态。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多行善事、积功累德成为各阶层人士普遍存在的自觉行为，民众积极投身于诸如抄经、转经、造窟、造像、浴佛、行像、造塔、建寺、供僧、设斋、燃灯、布施等种种佛教功德活动之中。这种功德回向的愿望推而广之，大至四海升平、干戈永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运昌盛、人民安乐，再至皇图巩固千秋岁、帝道遐昌万万年，乃至百姓延年益寿、人丁兴旺、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生活祥和、安居乐业、婚配嫁娶、学业有成等等，这种信仰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也波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4、道德化：在中国民众那里，相信只要遵守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原则，精进修持，广行善事，积累功德，就可以获得福报。加之佛教三世因果轮回的宣扬，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深感善恶无报的现实焦虑不安，转化为前生后世终有果报的理想承诺，这极大地满足了他们渴望超越现实，把握未来，沟通今生与来世的精神诉求。所以佛教的伦理内涵依然是值得我们今天挖掘的宝贵精神财富。 5、善巧性。中国佛教信仰中常常体现出大乘菩萨不拘小节、济世度人的精神，如观音菩萨化作马郎妇，“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的循循善诱，以及为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济公活佛的故事，这种巧妙的行为被称为“善巧方便”。 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兴盛其实也涉及对于整个中国佛教的评价。一般认为，从宋至明清以后，虽然佛教各宗仍在分头活动，但大多是步武前人，在思想禅法上陈陈相因，无有创新，但民间信仰却并未减弱，反而在更深层的信仰心理层面展开，如“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就是目前学术界所说的精英佛教与民众佛教的区别。精英佛教确切地说就是“义理型佛教”，它以探究诸法实相与自我证悟为特征。而民众佛教可以说是“功德型佛教”，它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在中国佛教史上精英佛教占主导地位，其兴衰决定着佛教整体的趋势。民众佛教虽处非主流地位，但它却为中国佛教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是佛教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如果说唐宋以后，义理型佛教无有太大进展，那么从功德型佛教的角度看却是更为深入民心，在宗教修行实践层面更为兴盛。 菩萨行的宗教学意义就在于，将一己之救赎与整个众生的救度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所以，只有利他才能自利，将小我化为大我，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就是佛教事事无常的世界观和慈悲喜舍的人生观的具体实践，这也是“人间佛教”的理论基础。 世界佛教论坛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