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根本思想是这样的殊胜，所以，历史上，当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时，日本的统治者就把佛教作为当时最先进的人类文化，奉为治国安邦的指针，从那以来，日本民族从佛教那里获益良多。而在中国，佛教传入虽然比日本早得多，但由于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始终把佛教作为非主流文化，作为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以及可有可无的摆设，因而使其深受专制文化制约，不能充分发挥其所蕴含的深睿智慧和积极精神，使中华民族无法运用这个智慧法宝有效扬弃自己文化中的糟粕，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不得不说，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从佛教那里获益甚少。

《释氏稽古略》卷四引《十三朝圣政录》说：“甲申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入朝。因言其国传世八十，历年三千二百矣，帝谓辅臣曰：中国自唐末五代分裂，不但其君朝成夕败，臣亦诛死相寻。朕兢兢求治，冀上穹鉴，为子孙长久计，卿等亦保世禄。”[18]

说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984）日本僧人奝然来中国求法，回国前入朝拜见太宗，言谈之中提到其国天皇已经传世八十代，历时三千二百年了（这里面虽有很大水分，但自圣德太子时期到那时，也有五百年了）。宋太宗听了十分感慨，对辅臣们说：“中国自唐末分裂以来，经历了五代十国，不但其君王朝成夕败，其臣子也跟着他们一起丧身辱命。所以朕兢兢业业治理国家，以图感动上苍，好让我的子孙皇运长久，也让你们这些王公大臣们永保世禄。”

自那以来，一千零二十多年过去了，日本国依然还是那一系天皇，而中国已不知又改换了多少朝代；在这些改朝换代的天翻地覆中，又不知有多少生灵涂炭。其中缘由，岂不值得深思？

中国人大都知道，在历史上，日本人从中国学走了很多东西，但一般却不知日本人从中国学东西，是进行了非常慎重的选择的。比如说，他们全盘而彻底的学习并接受了佛教，而且奉若圭臬，乃至发扬光大；但对于中国人自己所尊奉的那些所谓“治国安邦”的“大法”，比如郡县制度、科举制度，则浅尝辄止；而诸如太监（宦官）制度这一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制度和妇女缠足等文化习俗则根本未学。为什么他们对这些东西浅学便舍，或者干脆不学？笔者以为是因为佛教所赋予他们的智慧，使他们更深刻地了解了人性[19]，因而彻底扬弃了这些中国文化的糟粕。

为什么说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的糟粕呢？

众所周知，大一统的郡县专制政体是秦始皇所创，并成为他之后中国社会的核心政治制度。在秦以前，夏、商、周都实行诸侯分封制。他们维护诸侯之间和平共处的方法，夏、商已难得其详，但周朝有“周公制礼”。

什么是礼？“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乐记》），就是维护天下（诸侯国）和平共处的公共伦理——天下公理，所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就是说，礼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和平、社会和谐，这是其最大价值所在。先王之道的最卓越之处就在于此。无论大国小国，都要依礼而行。当发生冲突时，应当本着“和”的理念而追求和平，为此，如果双方不用礼来自我节制的话，终究是不能实现和平的。因为礼可以使天下诸侯国和平共处，生民免于战争涂炭，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也就是说，如果能依靠“礼”（天下公理）来使天下诸国相互尊重，彼此节制，不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使天下太平无事，万民安居乐业，那么，这就是“仁”——世间最大的仁慈。所以，“仁”是个高尚的境界；礼而仁的文化，象征着一种相当高度的文明。

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天下诸国以贪婪、残暴之心相互征伐，相互兼并，恃强凌弱，以大欺小，弱肉强食，生灵涂炭。最后兼并为六国，又由强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他本可重光传统的王道文化，重建礼乐——天下公理——以维护天下和平。可他却辜负了天下的期待，不仅没有重建礼乐，反而独揽天下，正式确立了郡县制度，实行皇权专制，以霸道代替王道，以集权代替封建，以法术钳制天下，以严刑奴役万民。因此，天下不堪重负，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群雄纷纷响应，使秦数百年基业转瞬之间轰然崩塌，灰飞烟灭——从秦始皇统一到秦朝灭亡，仅仅维持了十五年时间。

圣王之道，善察人性之本源，善循天下之公理，知人善任，“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赏罚公正，有礼有节，所以，不仅能裂土分权，封侯建国，而且还能建立以礼为规则的信任机制，使天下长久和平。但秦始皇却与此恰恰相反，不仅不能善察人性本源，不能善循天下公理，而且还认定人性险恶，“疑人用，用人疑”，赏罚不公，刑罚无度，因此不仅不能分权裂土，封侯建国，而且还彻底建立了毫无公理可言（一家私理，任意变幻）的不信任机制——郡县皇权专制体制。这个体制对人性所产生的压迫，必然会令当世之人感受到过于强烈的文化反差，激化出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因而导致国家迅速崩溃。（《史记》）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