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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缘，除早年曾受奉佛修禅的姑母濡染外，还由以下几个方面促成。 第一，三教融合的时代背景。唐王朝实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儒释道并盛。至玄宗朝益甚，玄宗本人就遍注儒释道三教经典。三教日趋融合，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唐代士人大都出入儒道佛。杜甫生逢其时，无疑亦有兼容儒佛道的一面。第二，仕途失意与现实历难。这对杜甫主动接近与偏转于佛禅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他的近禅和向禅主要集中在困守长安的后期和流寓成都、夔州期间，这显然源于惨痛的人生困厄，而佛教具有消解人生痛苦、现实磨难，以寻求身心清虚安宁的天然优势。第三，禅宗兴盛。禅宗自始祖达摩于南朝宋未来华，历经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等五祖，至盛唐弘忍的弟子神秀、慧能分别弘法，形成“北渐”、“南顿”两宗，而慧能及以后南禅完全中国化，简便易行，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杜甫正值佛教禅学流布遍天下之际，禅宗对人们思想与生活的影响日趋深广。参禅奉佛成为唐代士人时尚。除王维、张说、独孤及、张彦远外，杜甫的好友房璃、严挺之及李邕等也笃信佛教以至归心禅宗。这种风气会促发杜甫由奉儒向近佛禅偏转。第四，儒禅相通。佛教宣扬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但目的还在于劝人向善，甚至修发大乘慈悲之心，普度众生。这同儒家的“仕者爱人”、“济苍生”根本上是相通的，这是他接受佛教影响的思想基础。另外，儒禅在心性上相通，都要求自我觉悟，只是儒家把重点最终放在人的道德和社会实践上，而禅宗则主要在个体解脱上。严峻的现实打碎了他基于儒家思想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诉求时，他很自然地在儒禅心性相通的关节点上向禅宗个体心性解脱偏转。总之，杜甫虽最终未成为佛教徒，但在寻找精神休憩时倾向佛禅，这是他后半生思想重要一环。这种儒禅结合是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处理儒佛关系的先声，只不过杜甫以诗化方式隐晦地加以表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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