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曹洞宗  曹洞宗以曹山本寂和洞山良价为宗主，其主要思想有：一、提倡“行鸟道”在思想中确立“空”观。用鸟飞在辽阔的空中来比喻空的境界，用鸟的足没有被绳索捆绑可以自由飞翔来比喻运用空观断除执著。二、“正问正答，不从口里道”。禅宗早期的禅师还经常从正面系统地讲述禅法，而越到后世的禅师越回避正面说法。洞山良价明确地表示要避免正面回答，或用托词引开，或者答非所问。

三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已不复往日辉煌，士大夫文人也无初唐盛唐时的进取之心，在失意与彷徨的心态下，他们广泛结交僧徒，希望在佛门中觅得清静自在，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栖身山林野寺，寄身释迦蔚为一时风气，书法则成了他们证悟心印、表达心灵的媒介。中唐以后，北宗渐为南宗取代，南宗思想通达自由、游戏三昧的人生态度调和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心理学。以自然适意，不拘常法，表现自我为宗旨的禅境成为当时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从晚唐的书论书评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些以禅评出，以禅论书的消息。

(一)吕总《续书评》

吕总，号遗名子。《续书评》一书评有唐书家自孙虔礼，卢藏用以下迄至张从申凡40人。其文简洁明了，比况奇巧，直如禅家之机锋公案：

梁升卿书，惊波往来，巨石前却。

张庭修书，枯木崩沙，闲花映竹。

韩择木书，龟开萍叶，鸟散芳洲。

薜稷书，风惊苑花，雪惹山柏。

李邕书，华岳三峰，黄河一曲。

宋儋书，暮春花发，夏柳低枝。

徐浩书，固多精熟，无有异趣。

郑虔书，如风送云收，霞催月上。

张旭书，立性颠逸，越绝古今。

释怀素书，援毫掣电，随身万变。

吕总评书，已不类初唐、盛唐时多注重于对书家法度、具体外在形态的描述，而是着意于书家所造之境。有如禅宗之注重明心见性，而不关心修行的方式和表现。因此对于徐浩的精熟，则不以为然，仅说其无有异趣。由此可推知，吕总心目中法度意识的淡薄。禅宗讲究所谓“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法，凭自己的心悟，领会书法要旨。他们的不立文字，不是绝对不要文字，而是不要受文字之累，因为文字总有局限性，所以禅宗的语言文字也便形成了自己简练之极的特点。禅宗应答，往往以少胜多，在他们看来，以不答为答，以少答为答，可以随便听者驰骋想象，答得越少，规定性越小，他人的想象余地就越大，或者可以“撞着来时路”，顿悟本心。这种简练之极的表达方式在文学、艺术上确有一番意义：作品越简洁凝练，寓意就越丰富，供人想象的空间就越开阔。诗无达诂，书无定评。要想把书法中所蕴含的审美情趣与感受进行准确的描述，是不可能的，愈是力图说得清楚，愈会陷入胶柱鼓瑟之中。从吕总的书评来看，其行文风格显然受到了禅宗的影响。评论某一家书法，谬谬数语，不是对书家作具体客观的描绘，而是发挥想象，借用禅宗跳跃式的思维方式，将读者带到更高的境界上去欣赏和领会。

(二)、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张彦远(815-875)字爰宾，原籍河东人。工书，喜作八分，所辑《法书要录》十卷，辑录自东汉到唐元和年间诸家论书之作，凡三十四种。《法书要录》中除了一篇简短的自序交待其先世能书及汇集自古论书的情况外，别无其它自撰文字，张彦远关于书法的理论主要见于《历代名画记》。《历代名画记》虽为论画，然其中旁及书法处也不乏妙见。其论画思想对书法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如在谈墨色的运用时：

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夫画物特忌形貌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名为上品之上，神品者为上品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

书法之要谛在于“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在书中体现自然之理。书法被视为抽象的艺术，正因为其抽象，才能蕴含着无数的具象。“不患不了，而患于了，既知其了，亦何必了？此非不了也。若不识其了，是真不了也。”现代有些人作字，故意将线条、结体处理得“历历具足”，惟恐人看不出其书的“别具匠心”，实则与大道相背，不谙书事之故也。禅宗特重含蓄，含蓄的表达方式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禅宗对于语言文字、物象色彩，对于深奥玄远的佛理的表达能力是否定的，因此，当他们不得不用语言来表达禅理时，往往借用种种比喻，或曲折含糊地点到即止，或故意答些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或是自相矛盾，违背常情，或者用沉默来对待一切问题。盛唐之后，受到社会条件变化影响而接受了禅宗人生哲学的士大夫们，心理封闭，性格内向，虽然表面上对外界事物漠然淡泊，但内心世界里却酝酿着种种风雨晦明，悲愁喜乐，在深深的自我压抑下，他们的感受、情绪更为复杂微妙。这些微妙的感受和情绪在内心世界中存在，士大夫就要把他们表现出来，然而表现这些是非常困难的。禅宗式的含蓄、蕴藉，最能容纳人在静默观照、沉思默想中的感受。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也有表情作用，而它的表达方式也只能是抽象的，所以禅宗的含蓄、蕴藉的方式便很自然地被运用到书法的创作中。

在以前，“精”是极誉之词，王羲之曾云：“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而在张彦远心目中，“精”已不是盛赞之词了，他把“自然”列为上品之上，仅“精”列为中品之上。晚唐时，禅宗风行于世，禅宗思想影响着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情趣，他们在书法上纷纷追求“禅的境界”，并视为最高的审美境界，称之为逸品。

四

晚唐时，士大夫与禅僧交游盛行，出现了亦僧亦俗、亦俗亦僧的景象，很多禅僧在诗文书法上有高深造诣，他们借助于书法来悟道的同时，也将禅宗思想运用到书法的理解和创作中，从而使唐代书法逐渐走出尚法的束缚，他们也因此成为晚唐时代书风的代表人物。　

(一)释光，俗姓吴，字登封，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号广利大师。《高僧传》说他：“长于草、隶。”又说：“闻陆希声谪宦于豫章，往谒之，授五指拨镫诀。书体遒健，转腕回笔，非常人所知。昭宗诏对御榻前书，赐紫方袍。”《宣和书谱》收其《赠登第等诗》和《千字文》二通，且评曰：“潜心草字，名重一时……观  光墨迹，笔势遒健，虽未足以与智永、怀素方驾，然亦自是一家法，为进所称，岂一朝之力与！《佩文斋书画谱》引魏了翁《鹤山集》载其论书之言曰：“书法犹释氏心印，发于心源，成于了悟，非口手所传。”心印是禅门常用之语，“心”即佛心，它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真如本心；“印”即印可，指一种认识的方式。以心为印，就称心印。在禅宗看来，要达到真正的觉悟，须发掘出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之佛性，而发掘本心靠的是“以心传心”的直观认识方式，而排斥一切文字、语言的解析，因而它不是通过口或手能传递的，而是靠心的感应和顿悟。释光认为书法艺术也是如此，书法家凭借自己的悟性理解书法的玄妙，去发现本性，而不能通过口耳的传授去了解书道。释光身为禅僧，不自觉地用禅宗思想来理解书法，主张通过发现本性而领悟艺术的真谛。他认为，书法本于心源，重在性，而不重在学。对书法的学习和钻研，只是一种发现其天性的手段，一旦悟通，寻常的山羊便能化作麒麟。光光在晚唐被视为以禅通书的代表人物，极富盛名。《宣和书谱》卷四曾载“当时赠光草书诗序者，无虑数十人”，均歌颂了他以禅通书的特点。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