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量：声是所作，凡所作者皆无常，故声无常。(《原名》)

其次，章太炎这里也肯定了三支论式是“包容喻依”的完善辩式，应该说，从论证的角度而言，依此可以加强论证的说服力，从而达到“事实胜于雄辩”的目的。有的学者认为，能不能容纳喻依的问题与喻体和宗的先后排列次序无关系，但我们认为，这里章太炎是在充分认识到论证和推理的区别时，才做出的这一论断，“先喻体而后宗”明显是推理过程，如果喻体有所容喻依，即加入经验主义的因素，那么大前提必然也就容入了归纳的成分，推理的可靠性降低了，因而不可取。而在“先宗后喻体”中，喻体有所容喻依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结合论证的力度，这里正是强调了喻依的特殊作用。“对于因明重在论辩的目的性来讲，喻依作为归纳的前提也是不可缺少的。”章太炎认识到“喻依”在论证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印度因明的三支式将‘喻’放在最后，可以实现用‘喻依’来解释‘喻体’，从而将演绎和归纳能够同时用来进行论证。”他清楚地看到，喻依所举事物都与论题存在着必然性的联系，而且这种论证简约精当，雄辩有力，符合论辩言说的思维去向，或许是基于这种领悟，才使章太炎给予三支论式特殊的照顾，并作出了高度评价。

(二)促进了“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

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源起于西方科学方法的传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开始了西方科学方法在中国的传播，总结出科学实证、逻辑分析或逻辑推理的方法，并据此对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促进了中国近代思维方式的变革。

章太炎作为深谙佛学、精通梵文的学者，在消化、吸收西方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朴素地将因明与之相契合，认为两者有异曲同工之效。他说：

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必要实证如来藏，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

长期从事佛学研究使章太炎的思维方式趋于理性化，在对西方科学顶礼膜拜的当时，章太炎将目光更多投向于对因明学说思维理论的揭示，关于这一点，从他中期学术活动可以看出。1906年至1910年，他发表了《大乘佛教缘起说》、《龙树菩萨生灭年月考》、《原名》、《齐物论释》等论文，文章大抵继承了中观派的学术思想，对“量”可以认识一切的思想持否定态度，并就现量与比量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论述，虽然现量与比量互为关联，但他认为，现量只是感觉外界事物的基础，比量才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根本途径。“重比量轻现量”的观念促成了他重逻辑推理方法而轻直观感觉的思维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他批判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的立论依据，他说：

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驳建立孔教议》)

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常与社会政治、伦理相联系，缺少科学的致思倾向，仍停留在现量阶段，而没有实现向比量的过渡，因而也就未能形成逻辑推理的方法论。此外，章太炎还运用大量因明的方法对基督教所谓“上帝创造世界和人类”的观点进行了驳斥。在《无神论》一文中，他直斥基督教：

神者非由现量，亦非自证，直由比量可知。(《无神论》)

这里体现了因明量论学说的基本观点，在章太炎看来，所谓的“上帝”并非是由直觉的感官得来的，也并非是自已主观臆断出来的，而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法推论得来的。随后，他对“上帝创世说”进行驳斥，他说：

基督教之立耶和瓦也，以为无始无终，全知全能，绝对无二，无所不备，故为众生之父。即彼所说，其矛盾身陷者多，……超绝时间之谓也。既已超绝时间，则创造之七日，以何时为第一日？若果有第一日，则不得云无始矣，……亦不得云无终矣。……若万物必有作者，则作者亦更有作者；推而极之，至于无穷。然则，神造万物，亦必被造于他；他又被造于他。……此因明所谓犯无穷象过者。……以此断之，则无神可知已。(《无神论》)

像这样，如果说上帝创造万物的话，依此类推出去，必然陷入无穷的循环论证，所以他认为，基督教所谓“上帝创世说”无法自圆其说，属于“因明所谓犯无穷象过者”，有神论只能是毫无根据的妄说。而所谓“无始无终”之说也不能成立，“创造之七日”与“无始无终”是自相矛盾的，犯了因明“自语相违过”的逻辑错误，虽然章太炎在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但关于这一点，他自然已经参悟到了。

此外，章太炎又对“上帝全知全能”进行了攻击，这里他继承了中观应成派破而不立的传统，采用了归谬反驳的方法。将“上帝是全知全能”作为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前件，并由此引出假的甚至荒谬的后件“愿意且能够摧毁罪恶”，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确定前件为假，即“并没有至善全能的神存在”。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章太炎对中国近代思维变革的贡献在于，他受西方科学方法启发，开始了探索因明的逻辑方法之路，他的理解颇为独到。从西方古典的演绎逻辑和近代的归纳逻辑中找出方法论的内容，并由此与因明相结合，进而形成理性的科学思维方法，据此来作为积极思维、有效论辩的工具，这是章太炎积极转变传统思维观念，致力于探索科学方法的伟大尝试。章太炎深谙因明三支论式的论证形式，反驳又作为论证的一种特殊形式，所以说章太炎对反驳方法的运用可谓驾轻就熟，这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鲁迅先生评价章太炎的论战风格为“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可见章太炎对逻辑推理方法运用的精到。

(三)以致用为目的

章太炎研究因明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但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甘愿做一名佛家教徒，他的学说思想往往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一面学“法相之理”，一面又践行“华严之行”，目的是希望借此建立他所设想的“革命宗教”。

在寻找救国方案的道路上，章太炎突破了康有为等人倡导的“托古改制”思维模式的局限，认为在儒家正统思想下进行的改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近代中国的落后面貌。他同时也对西方推行的民主代议制产生了怀疑，认为此法多有诟病，中国不可照搬。或许正 是出于这种考虑，章太炎认为，在中国传统思维背景下借鉴和改制西方的政治体制都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所以才将改革的方向诉诸印度佛学，提出了所谓的宗教救国理论，即通过对佛学教义的宣传以期达到改善良知、普渡众生、救民救国的目的。章太炎认为，首先要通过佛学来改革道德。他说： (发布者: 欢迎投稿，网站:无量光佛教网，讨论请进入:佛教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