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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21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 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而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丰厚的文化构建。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身。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上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的，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佛教在中国的惊人生命力，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加以证明。 我家乡出过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样一些天下公认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时，方圆几十里地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了解他们提出过一些什么主张，哪怕是片言只语。我家乡是如此，别的地方当然也差不多。这个现象我在长大后反复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梦想。高层思维再精深，如果永远与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脱节，最终意义又在何处？ 当时的家乡，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天天在做着“积德行善”的事。她们没有一个人识字，却都能熟练地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还能背得下《金刚经》。她们作为一家之长，有力地带动着全家的心理走向。结果，小庙的黄墙佛殿、磬钹木鱼，成为这些贫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这些村落之所以没有被仇恨所肢解，这些村民之所以没有被邪恶所席卷，都与那支由文盲妇女组成的念佛队伍有关。 这些村落间唯一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过着悠闲而贫困的生活，自得其乐，却全然于世无补。他偶尔题写在庙墙上的那些田园诗，只有他自个儿在欣赏。道家不等于道教，但邻村也有名正言顺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帮着张罗一些丧葬、驱病仪式，平日与农民完全没有两样。 我的这幅童年回忆图，并非特例。因为我后来问过很多从不同乡间出来的前辈和同辈，情景基本类似。这就说明，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佛教的踪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佛教本身也已经走向衰微。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现了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却由欲焰点燃。在这种令人惋叹的场面不远处，不少佛学大师在钻研和讲解经文，却都是天国奥义，很难被常人理解。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的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彻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台湾经历着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佛光山外，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也让我深为感动。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不管世界什么地方突发严重自然灾害，他们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让当代人一次次强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义。慈济功德会同样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 无论是星云大师还是证严法师，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学家圣严法师，做了那么多现世善事，却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启迪上。他们充分肯定人间正常欢乐，又像慈祥的人生导师一样不断地向现代人讲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实而又生动地排除人们心中的各种自私障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大量的恶性冲突。他们在当今各地受到欢迎的惊人程度，已使佛教发出了超越前代的光华。 由于他们，我不仅对佛教的前程产生某种乐观，而且也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乐观，甚至，推衍开去，又对中华文化产生某种乐观。 我们这片土地，由于承载过太多战鼓马蹄、仁义道德的喤喤之声而十分自满，却终于为西天传来的一种轻柔而神秘的声音让出了空间。当初那些在荒凉沙漠里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脚印没有白费，因为它们所追寻来的那种声音成了热闹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热闹山河经常会对自己的必然需要产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化应该担负的庄严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唤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灵的人群。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智者已经习惯于抬头谛听，发现那儿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种响亮声浪的声音，真正牵连着大家的生命内层。正是这种谛听，渐渐引出了心境平和、气韵高华的大唐文明。（文：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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