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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天梵音——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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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研究院长张焯先生来信,他们正在对“昙曜五窟”前的树荫广场进行拓建,决定在21窟以西的坡道上放置两块巨石,并在其中一块巨石上镂刻“西天梵音”四个字。这四个字,他们希望由我来书写。

我立即理纸磨墨,恭恭敬敬地握笔书写。写完,面北遐想,满脑都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万里黄沙。

“西天梵音”,当然是说佛教。站在云冈、龙门、敦煌、麦积山的惊世石窟前,我想,中国文化的苦旅步伐,再也躲不开僧侣们的深深脚印了。

佛教传入中国,并被广泛接受,这件事,无论对中华文明、印度文明,还是对亚洲文明、世界文明,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人类文化史上,能够与之相比的事件,少而又少。

这是一种纯粹的外来文化,产生地与中国本土之间,隔着“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在古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本来它是无法穿越的,但它却穿越了。

这还不算奇迹。真正的奇迹是,它穿越后进入的土地,早就有过极其丰厚的文化构建。从尧舜到秦汉,从周易到诸子百家,几乎把任何一角想得到的精神空间都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而且填得那么精致而堂皇。这片土地上的民众,哪怕仅仅是钻研其中一家的学问都足以耗尽终身。而且,一代接一代地钻研上两千多年,直到今天仍觉得深不可测。面对这样超浓度的文化大国,一种纯然陌生的异国文化居然浩荡进入,并且快速普及,这实在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却成了事实,这里有极其深刻的文化原因。

研究佛教是怎么传入的,是一个小课题;研究佛教怎么会传入的,才是一个大课题。

怎么会?轻轻一问,立即撬动了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底层结构。因此,历来很少有人这样问。

佛教在中国的惊人生命力,我还可以用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加以证明。

我家乡出过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这样一些天下公认的“大儒”,但到我出生时,方圆几十里地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更没有人了解他们提出过一些什么主张,哪怕是片言只语。我家乡是如此,别的地方当然也差不多。这个现象我在长大后反复咀嚼,消解了很多不切实际的文化梦想。高层思维再精深,如果永远与山河大地的文明程度基本脱节,最终意义又在何处?

当时的家乡,兵荒马乱,盗匪横行,唯一与文明有关的痕迹,就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吃素念经的女家长,天天在做着“积德行善”的事。她们没有一个人识字,却都能熟练地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还能背得下《金刚经》。她们作为一家之长,有力地带动着全家的心理走向。结果,小庙的黄墙佛殿、磬钹木鱼,成为这些贫寒村落的寄托所在。我相信,这些村落之所以没有被仇恨所肢解,这些村民之所以没有被邪恶所席卷,都与那支由文盲妇女组成的念佛队伍有关。

这些村落间唯一熟悉中国文化经典的是我外公,他以道家的方式过着悠闲而贫困的生活,自得其乐,却全然于世无补。他偶尔题写在庙墙上的那些田园诗,只有他自个儿在欣赏。道家不等于道教,但邻村也有名正言顺的道士。道士在村人心中的地位很低,只是帮着张罗一些丧葬、驱病仪式,平日与农民完全没有两样。

我的这幅童年回忆图,并非特例。因为我后来问过很多从不同乡间出来的前辈和同辈,情景基本类似。这就说明,在中华文化腹地的绝大部分,在毛细血管伸及的肌肤之间,佛教的踪影要比其他文化成分活跃得多,也有效得多。

遗憾的是,那个时候,佛教本身也已经走向衰微。晚明以后东南一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横行,修佛成了求福的手段,而且出现了不少直接对应功利目标的经文和门派。这种势头从清代至近代,越演越烈。佛教本来是为了引渡众生放弃贪欲求得超越的,很多地方倒是反了过来,竟然出于贪欲而拜佛。看似一片香火,却由欲焰点燃。在这种令人惋叹的场面不远处,不少佛学大师在钻研和讲解经文,却都是天国奥义,很难被常人理解。这两种极端,构成了佛教的颓势。

我重新对佛教的前途产生喜悦的憧憬,是在台湾。星云大师所开创的佛光山几十年来致力于让佛教走向现实人间、走向的世界各地的宏大事业,成果卓著,已经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我曾多次在那里居住,看到大批具有现代国际教育背景的年轻僧侣,笑容澄彻无碍,善待一切生命,每天忙着利益众生、开导人心的大事小事,总是非常振奋。我想,佛教的历史重要性已被两千年时间充分证明,而它的现实重要性则要被当今的实践来证明,现在好了,这种证明竟然已经展现得那么辉煌。台湾经历着如此复杂的现代转型和内外冲撞,为什么仍然没有涣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佛教。除佛光山外,证严法师领导的慈济功德会也让我深为感动。以医疗为中心,到处救死扶伤,不管世界什么地方突发严重自然灾害,他们总是争取在第一时间赶到,让当代人一次次强烈感知佛教的慈善本义。慈济功德会同样拥有数百万固定的信众。

无论是星云大师还是证严法师,或是另一位我很尊重的佛教哲学家圣严法师,做了那么多现世善事,却又把重心放在精神启迪上。他们充分肯定人间正常欢乐,又像慈祥的人生导师一样不断地向现代人讲解最基本的佛理,切实而又生动地排除人们心中的各种自私障碍,从而有效地减少了大量的恶性冲突。他们在当今各地受到欢迎的惊人程度,已使佛教发出了超越前代的光华。

由于他们,我不仅对佛教的前程产生某种乐观,而且也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乐观,甚至,推衍开去,又对中华文化产生某种乐观。

我们这片土地,由于承载过太多战鼓马蹄、仁义道德的喤喤之声而十分自满,却终于为西天传来的一种轻柔而神秘的声音让出了空间。当初那些在荒凉沙漠里追着白骨步步前行的脚印没有白费,因为它们所追寻来的那种声音成了热闹山河的必然需要。但是,热闹山河经常会对自己的必然需要产生麻木,因此也就出现了文化应该担负的庄严使命,那就是一次次重新唤醒那些因自大而堵塞了性灵的人群。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智者已经习惯于抬头谛听,发现那儿有一些完全不同于身旁各种响亮声浪的声音,真正牵连着大家的生命内层。正是这种谛听,渐渐引出了心境平和、气韵高华的大唐文明。(文:余秋雨)


 

编辑:菩提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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